四年前，我从北京驱车南下，在路过雄安新区时，有三个深刻感受：一是房地产中介特别活跃，二是县政府大楼气势非凡，三是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已经开始。如今雄安新区的管辖权下放到河北，也不知道它的前景如何，那么多钱会不会在白洋淀打了水漂。
随后，我沿着京港澳高速公路抵达定县。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曾经是晏阳初主持的“乡村平民教育实验基地”，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当我按照导航地图来到晏阳初故居时，只见一座三开间的旧式平房立在路边，几乎无人问津。这也难怪，如今谁还知道晏阳初和他的平民教育？
故居的陈列非常简单，很难反映晏阳初的真实人生和突出贡献。据我所知，晏阳初是1890年生人。他从小受父亲的影响，接触基督教文化。青年时代又先后在香港的圣保罗书院（香港大学前身）和美国的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深造。1918年，晏阳初曾远赴法国，专门从事翻译和华工教育工作。
几年以后他返回中国，在河北定县创办了乡村平民教育基地。在他的感召下，许多知识分子放弃优越的城市生活主动来到定县，形成“博士下乡”风尚。在大家的努力下，被称为“定县实验”的平民教育活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抗日战争爆发后，晏阳初来到重庆北碚，住进了位于歇马场附近的冯家大洋房。据当时在这里居住的侯外庐回忆，这是一个山青水秀、风景宜人的地方，“简直像神话中的仙境”。
侯外庐1903年出生于山西平遥，比晏阳初小十来岁。他年轻时考入北京法政学校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攻读法律和历史。1927年赴巴黎大学深造，经成仿吾、章伯韬介绍加入中共，并主编过周恩来等人创办的《赤光报》。1930年，他途经莫斯科回国，先后在哈尔滨法政大学、北平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在此期间，他还与王思华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
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中苏文化》主编，并参与中苏文化学院的筹备工作。《中苏文化》是中苏友协的机关刊物，它名义上归孙科、陈立夫领导，实际上由王昆仑控制，是与《新华日报》相呼应的宣传阵地。为了筹建中苏文化学院，侯外庐选择“冯家大洋房”作为院址。后来学院未能建成，这所楼房就成了他们的宿舍。一开始，侯外庐住一层，王昆仑住二层，三层是协会的“堆书点”。晏阳初搬进来以后，侯便挪到三层，把一层让了出来。
对于这段经历，侯外庐在《韧的追求》中略有描述。他说，晏阳初刚搬来时，由于有了玩伴，他的孩子们异常高兴。但是不久他们就失望了，因为晏不许两家的孩子来往。尽管如此，孩子们还是偷偷地建立了友谊。相比之下，两个大人却没有孩子们那份单纯和天真。侯外庐坦陈：他们的关系近乎滑稽，两个人虽然住在同一幢大楼，却仿佛有一种默契似的，从来“不曾有一次正面相遇的机会，不曾有过一回颔首之谊。”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作为文化人，他们在战争中能在这样一个世外桃园比邻而居，也是一种缘分。没想到两人的关系却紧张尴尬到如此地步。这是为什么呢？在局外人看来，也许是侯在住房问题上感到委屈；但是据侯外庐说，他们之所以成缘悭一面的邻居，是因为对方的“生活标准、格调是远离老百姓的……”
这个说法并不符合实际。晏阳初的生活水准与普通老百姓是有一定的距离，比如他家雇着两三个佣人，他在家里很少说中国话、吃中国饭等等。不过，雇佣人在当年的文化人中十分普遍，至于说话吃饭方面的习惯，也不是什么“数典忘祖”，而是出于对美国妻子的尊重。另外，晏阳初留学归来后就以“扫文盲、作新民”为宗旨，致力于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这怎么能说是远离老百姓呢？
值得一提的是，在白鹤林居住期间，有个农民不慎落水，晏太太还跳入湍急的河水中将他救起。可见所谓“远离老百姓”云云，恐怕是另有所指。
在这方面，书中确实有所披露。侯外庐说：“晏阳初认为，中国之大患，不在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侵略，而在国民多患‘贫弱愚私’等病。”他还说，晏阳初往往不以中国人的立场来分析中国问题，他在乡村中推行的平民教育，也不是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他的乌托邦幻想，得到了国民党政府的优惠和美国人的赞助。由此可见，所谓三观和立场，才是二人关系紧张，以至于虽住同一栋楼房，却又形同陌路的真正原因。
平心而论，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是一件利国利民的事。如今当局也一再鼓励年轻人下乡支教，但是我总觉这种鼓励不是真正的觉悟，而且还存在各种各样的隐患。
晏阳初是1990年在美国去世的，早在1943年，他就与爱因斯坦一同被评为“具有革命性贡献的世界伟人”。但是1949年以后，他却被迫流亡海外，继续在菲律宾等地从事平民教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与此同时，中国大陆也在开展大规模扫盲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