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中旬，目前定居于南加州的上海新移民潘小刚，分享自己上海亲友封城期间的经历。（新唐人提供）
虽然上海宣布6月1日起解封，但历经两个月“封城”，人们的情绪压力已然到了临界点。目前居于上海的台湾资深艺人李立群，近日在网络上直言，为了宣泄被隔离的压力，砸坏了自己家中价值3,000多万人民币的古董与家具。影视明星能以钱砸物泄愤，那一般老百姓又当如何呢？目前定居于南加州的潘小刚，向本报记者透露其家人在上海封城期间的遭遇。
2020年初移居美国的潘小刚，原先在大陆担任外资企业的机械工程师。他本是来美旅游，但因碰上疫情爆发，所以被迫滞留美国。此后潘小刚逐渐发现美、中两国关于疫情的报导截然不同，两国的防疫措施也有如天壤之别。
今年3月8日，潘小刚在上海的家人们，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被隔离；他岳母居住的小区被封闭了，他的妻子也无法进入探视。因为潘小刚的岳父在今年2月底过世，小区封闭后，骨灰盒就放在家里，丧葬仪式至今无法举行。他说：“我岳母一个孤老在那边。中国人传统要入土为安，所有的丧事，办到一半就放在那边，骨灰盒至今也不能入土。我的岳母，她丧夫之痛还没有过去，情绪各方面都很低落。”因为该小区有一名阳性确诊患者，所以整栋楼都被封闭，而且可能出于信息保密等理由，该小区的信号也曾被屏蔽，潘小刚说：“她那边信号有一段时间是完全被切断的，手机打不通。我们微信视频也打不通，完全一度有二个星期就是切断了，后来断断续续联系上。”
潘小刚岳母小区里有户人家，因为小孩检测出阳性反应，所以被迫与父母分离。他诘问：“一个8岁小孩，他不能自理，他到隔离的地方，生活怎么照顾？他那边到底是怎么个情况？”身为人父，潘小刚听到这个消息情绪几乎失控，因为中共官员的防疫政策一点也不合乎常理、人伦，在中共官员眼里，人命远没有感染数字与防疫政策重要。在这样倒行逆施的政策下，许多家庭被迫拆散，人们心情沮丧；潘小刚的岳母也一度产生轻生的念头，他说：“她情绪本来就接近崩溃的边缘了，我岳父刚刚过世，她只能一个人在那边。我有时候跟我太太视频，她说，她妈就是每天哭、每天哭，然后她都说自己可能感觉自己活不下去了，就想跟着我岳父一起去了。”
在上海，有许多人因为隔离、封城而焦虑、抑郁，产生心理疾病。潘小刚在上海的同事因邻居跳楼，受到很大冲击。纵身一跃，结束生命的是一名近七十岁的长者，因久病缠身，加上隔离的管控，所以跳楼自杀。自杀者的老伴抱着尸体痛哭控诉，封城期间，若要申请就医得先做核酸检测，然后还要有居委会放行通知，才有可能出自己家门、才可以出那个小区──但多半都是被言语威胁、蛮横拒绝，人就像被关在自家牢笼里面。潘小刚说：“这些是我们身边实实在在发生的事情。”
居委会与当地派出所对于上海市民并不友善，潘小刚有位朋友家中被检测出阳性病例，但因为家里有小孩，所以这家人不愿意去方舱隔离。结果派出所公安局直接上门，将家门口用木板全部钉死，也不给他们提供物资，直到三个星期后才解封。有一段时间，这户朋友家就只能在阳台求救，靠好心人从楼上吊点东西送下去生活。
潘小刚表示上海“隔离”政策执行得很突然，他上海住家的小区被封当天，还有一户人家在办喜事，他说：“20来个人去一户人家接新娘，中午进来，但下午二点，小区就通知封锁隔离了。”最后这群人，就在新娘家50～60平米的房子里面，共同吃、喝、拉、撒、睡；20几个人还得轮流排队上厕所、洗澡，人们活得非常没有尊严。而且这种“群聚”隔离，也不一定可以减少感染的风险。
潘小刚认为上海人就像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只能依靠中共生存，最后生活要求、判断能力也被拉低。潘小刚说：“这是非正常人类的举动，人变成被饲养的动物。”人们本应该向往自由，创造自我价值，追求更好的生活，但却渐渐麻木，他说：“我的亲朋好友，他们的底线就不断的被共产党、被当局给拉低。经过这疫情，他们慢慢就觉得，我天天在家里面，今天政府给你发3棵青菜，给你发5根萝卜，他觉得可以适应，这样很好，拿这些东西还感恩戴德。”
越来越多上海人想要逃离中共统治，但现在大陆人要出国也越来越困难，海关盘问更严谨。潘小刚的一名友人，今年已60多岁，他在年初带三名美国籍的外孙来美，却遭海关严厉盘问。在他表示小孩们的母亲在美国后，几经波折，最后才成功上了飞机。海关最后还警告这名老先生：“你出国可以，但是，你不能出去乱说。对于这边的情况，负面的东西，你不能乱说。”过去到上海机场只要150至200元人民币的打车费也攀升至2500元人民币，而且还要有特殊关系，甚至还有人找到医疗救护车接送。上海人仍趋之若鹜地准备逃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