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两天就是“六四”了，在1989年的6月4日，呼吁民主自由的中国高校学生在天安门请愿，最终却被中共当局血腥镇压。而在今年这个敏感的时间点，也有多个高校陆续爆发了示威活动，原因是抗议当局疫情封控下的种种不合理规定。不过，这一次的学生抗争似乎很成功，因为校方竟然接受学生诉求，允许学生离校返乡了，甚至连地方政府也接到通知，要让返乡后的学生顺利回家。
那么，中共这次为什么会向学生妥协呢？学生真的胜利了吗？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高校学生抗议
我们先来看看有哪些高校爆发了抗议活动。首先，就是北京大学。5月15日，北大校方在没有任何提前公告的情况，建墙封锁了居住着几千名学生的北大万柳宿舍区，被封锁的学生们不能从公寓进入“社会面”、不能点外卖，进校也受限制，但是对比强烈的是，紧临的教职员工区却可以自由进出。结果就是，引发了愤怒学生们的集体抗争，最终推倒了封锁墙。
有了北大学生的身先士卒，接下来似乎就出现了连锁效应，紧接着，北京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都陆续曝出了抗议事件。
而这一次的学生抗争，打出的口号非常有意思，比如，政法大学学生喊出的口号是“法大人站起来”，参与示威的学生，还用手机播放了一首歌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中文翻译就是“听听人民的呐喊”，里面第一句歌词就是“看看人间的苦难，可听见人民在呐喊”，还有一句词，估计中共也是最怕的，就是“铲除暴政，让人人共享那自由荣光”。一些朋友应该知道，这首歌是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法语歌曲，后来在2014年香港爆发“雨伞运动”的时候，用粤语填了词，就变成了一首非常著名的歌，就是“问谁未发声”，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时候，这首歌也是被广泛传唱。
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打出的口号是“大楚兴，陈胜王”。这个陈胜，可是历史上的“亡秦第一人”，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元年，陈胜和吴广两个小军头，因为戍边误期，按法令就要杀头，于是两个人被逼造反了，后来陈胜称王，国号就是“楚”。北师大学生的这个“大楚兴，陈胜王”的口号，那摆明了就是说，我们被逼急了，就造反给你看。
再看天津大学的口号，就更直接明了了，是“打倒官僚主义、打倒形式主义”，这就有点像当年六四时候“打倒官倒”这种口号了，就直接上升到政治层面了，历史再现，估计也是中共最恐惧的。
我们再来看看，这次学生们的抗议都提出了哪些诉求。首先是政法大学，提出了四项要求：准许学生返乡，明确期末考试的方式和时间，要求信息透明，校务公开。
而北师大和天津大学，在明确返乡和考试安排的要求之外，还要求校方在示威过后不追责、不约谈。
可以看到，学生们的要求是一点都不过分，但即便是如此合理的诉求，学生们还是担心中共会秋后算账。
不管怎样，在面对变态封控时，学生们没有沉默接受，而是大声表达出了自己的心声，这种久违的反抗精神，相信也吓到了当权者，于是，5月28日，北京宣布，允许各高校学生有序返乡。而抗争胜利的年轻学子们，也随即高兴地表示“我们胜利了”。
那么，这次中共真是心甘情愿的妥协了，变得有人情味了吗？自然不是，主要原因，应该还是因为“六四”马上就要到了，中共可不愿意再来一场学运，相信校方和级别更高的机构，已经开了很多场紧急会议了。
也确实有知情人士向彭博社透露，说上级要求，北京的大学和地方政府官员，要迅速满足学生们的要求，并平息任何动乱，使得“敌人”无法将抗议活动和“六四”纪念日联系起来，进而利用这种形势来攻击中共领导人。
事实上，对中共来说，让学生离开学校返乡，确实是最安全的，可以通过疏散学生，降低群聚风险。
我们也可以想像，在学生离校返乡后，校方和有关方面，应该还会接着开不少会，重点就是如何关注学生思想动态，如何在以后加强所谓的“思想教育控制”，可能因此还会产生出更多的学生监督员来。
学生抗争 vs六四学潮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次的高校学生抗争和33年前的“八九六四”学运有什么不同。可以看到，这一次的学生诉求，只是想解决具体问题，比如回乡的问题，考试的问题，并没有触及到中共体制方面的问题。
有一些人认为，如今的大陆学生，无论如何，也是在中共全面洗脑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所以，和八九学运时的学生们相比，难免更为现实或者是懦弱。不过，也有人从中看到了积极的一面，认为无论最初的诉求多么卑微，或者是多么没有政治远见，却都是令人振奋的，因为现今学生们所面对的，是在极权手段上更有经验、更加无情的独裁政权，所以，只要年轻一代们还具备抗争的意识，就是有希望的，因为，一旦人们开始索求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力的时候，他们就在褪去奴性。
事实上，“六四”时民主自由的诉求，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当时，由于“价格双轨制”、官倒、88年通货膨胀，以及社会巨大的不公，导致了学生们的请愿，而在一开始，学生们并没有明确的民主思想和目标，他们跟当下的学生们一样，是不愿意开罪政权的，他们在提出诉求时，甚至都是跪在天安门大会堂前面的。但是，随着中共对绝食学生的无视，对学生诉求的漠然，学生们也越来越意识到，如果中共的体制不改革，什么官倒、什么社会的不公平，都是不会改变的。所以，学生们也是在请愿开始后，逐渐清晰了诉求的目标。
很多曾经历过“六四”的人都回忆说，那时不只是学生，包括知识界、高校老师、记者、个体户、工人，甚至中共各级党政官员，都以不同形式参与了那场学生运动，那时候的北京街头，既是人潮最多的时候，但也是秩序最好的时候。而且，在中共戒严时，北京的市民们，还齐心协力地自发去抵挡军车保护学生。
相信只要经历过八九六四的学生和民众们，他们在回忆当年时，都会免不了有一番感慨。美国前政府的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就表示，当年天安门运动的七个星期里，是中国老百姓，自共产党上台以来最自由、最没有恐惧的七个星期。余茂春还认为，“六四”，堪称是人类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之一。他认为，中共的政治文化，把很多天经地义的简单事情复杂化，把人性扭曲得畏畏缩缩，大打折扣。而天安门的勇士们，他们展现了人性的真正复归，是对共产党政治人格的勇敢的挑战。
不同的国际形势
大家也知道，在这一场让无数人震动，让中共心惊的历史事件之后，中国突然寂静下来了，多数人不再敢公开谈论那一场学运，而中共，反倒在学生们的热血中，闷声发了大财，而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时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的支持。
中共前外交部长钱其琛，曾经在2003年退休后，写过一本回忆录《外交十记》，书里面就提到，布什对天安门事件给中美关系引起的风波“深感不安”，并派出特使秘密访华，想维护中美关系。
此后，布什还几次给邓小平写信，探讨如何使中美关系正常化。随后，与布什关系密切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出访中国，基辛格也是“六四”大屠杀之后，第一个秘密和北京联系的美国官员。基辛格当时对中共私下保证，这种镇压会“雨过天晴”的，并说他愿意暗中出力，只是要“给他一点时间”，“风向会变的”。
果不其然，经过私下的往来，美国在一年后，无条件延续了中国享有的贸易最惠国待遇，并且在1992年逐步解除了对中共的制裁，还承诺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等。
《纽约时报》曾经刊文说：美国政府的这一态度，让中国在此后多年都确信：西方需要中国，需要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合作和中国的巨大市场，不管中国国内人权问题有多糟糕，西方都不会太为难中共，因为“六四”屠杀他们都容忍了。
对于美国的做法，有一些分析认为，当时美国的敌人是苏联，美国希望通过联合中共，对抗苏联。甚至有人认为，如果“六四”发生在1991年以后，可能情况会完全不同，因为那时苏联已经解体。当然，最主要的，我想还是利益为先，在利益面前，民主什么的，也都没有那么闪闪发光了。
不过，我们看到的是，33年后的今天，国际局势大变，一场俄乌战争，终于让美国、欧洲都意识到，中共才是最大的敌人。所以，意识到危机的美国，现在要频频出招来对抗中共。
比如，5月23日，美国总统拜登在访问日本期间，正式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包括美国、日本、澳洲、印度等13个国家，而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对抗中共的经济渗透。而那些和中共走得近的国家，像是缅甸、老挝、柬埔寨等，都没有在“印太经济框架”之内。可以看出，“印太经济框架”基本上排斥了中共及其盟友。所以，拜登政府的思路很清晰，就是把对中共心怀戒备的那些印太国家都拉在一起，就是要孤立中共。
同时，可以看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共的态度也是越加强硬了。5月23日，拜登在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面后的新闻会上，在被记者问到如果台湾受到中共攻击，美国是否会保卫台湾时，拜登回答说，“是的”，“这就是我们做出的承诺”。
现在，中共面对国际形势的变化，对自己的政权危机也越来越感到恐惧了，而中共对内的一贯手段，就是镇压和消灭，就像“六四”事件，在过去二、三十年里，中共用尽手段想抹掉大陆人对“六四”的记忆，而现在，也在试图抹掉香港人的记忆。
33年后台湾接棒
2020年、2021年，香港警方都以疫情为由，禁止举办维园烛光晚会。此外，“六四”纪念博物馆也被迫关闭，相关的大学内的纪念性雕塑，也都被拆除。
不过，让人欣慰的是，香港的烛火传到了台湾。今年的“六四”屠杀33周年活动，将会在中正纪念堂民主大道举办，其中最重要的仪式，就是揭幕香港大学“耻辱之柱”的重建版本，这也象征着台湾接过了香港不忘“六四”的火炬。
那么，当年的“六四”精神，在中共执政的中国大陆，真的会就此熄灭吗？还是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它们正孕育在新一代年轻人的心中，蓄势待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