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公安部宣布选派30万警察兼任中小学法制副校长。图为2021年9月1日，中国北京一所小学
2022年2月，中共教育部出台关于法制副校长的规定；5月1日，这个规定付诸实施，不久前，中共公安部宣布选派30万警察兼任中小学法制副校长。有网友评论：“全面进入警察社会”。
关于中共的警察社会，大陆的民众缺乏清晰的意识，其中的根本原因是中共的洗脑和信息封锁。从理论上看，警察作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必须存在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中共借此夹带私货，近似于无限地扩张公安部门的权力。按照中共灌输的思路，既然警察必不可少，那么就可以什么都管。显然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而且在立法精神上更是背道而驰。正因为警察拥有暴力执法的权力，所以要对警察的权力范围和执法程序（比如主体、对象、时机、方式等等）进行严格限制，而且还要有完善的监督和追责机制。在立法理论上有一条“比例原则”，通俗地说就是法律授予警察的权力以警察能够履行职责为限，刚刚好，多一点都不行。如果说这些理论比较枯燥，那么我们不妨看看民主法治国家的警察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只负责维持治安和侦办刑事案件，因为这些工作是需要以合法的暴力为后盾的。也就是说，凡是不需要由国家暴力来保障的事务，都与警察无关，一方面保证警察专心履职，另一面防止警察权力扩张。在中国大陆办理户口、身份证、护照、驾照、机动车牌照、消防检查等事情都要去公安局派出所，但是到了海外就会发现，这些事情与警察一毛钱关系也没有。笔者绞尽脑汁也仅仅设想出了主动找警察的三种可能情况，寻求帮助（比如问路），报案，以及举办大型活动需要按规定向警察报备。
相比之下，中共的警察社会就显得名至实归了，可以说大陆民众从生到死都生活在警察的阴影下。这与中共“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逻辑一脉相承。中共一方面清楚地知道政权的非法性，另一方面盲目地相信暴力的作用。中共自己毫不讳言“公检法是专政工具”，就是用来维护政权的，中共当然要让这个工具得心应手。近二三十年来，中共几十年来倒行逆施积累的恶果逐渐显现，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觉醒并维权反抗，而日新月异的网络和信息科技令手忙脚乱的中共雪上加霜，中共也只能变本加厉地“维稳”。于是中共的公安部门机构越来越庞大，权力越来越没有止境而且不受限制，其地位也越来越高。许多省市的公安厅局长都是由副省长副市长兼任，其话语权当然远远高于其他政府部门。中共官僚体制中，内阁部长的地位介于省委书记和省长之间，虽然级别相同，但是部长改任省委书记是升职，改任省长是贬职，这是一般而言。但是公安部的部长则不同，从2002年周永康开始，历任部长都是卸任了省委书记之后晋级政治局委员（赵克志除外）和国务委员之后兼任公安部部长。从中共内斗角度看，控制公安部是巩固权力的重要环节；从中共整体来看，公安部是维护中共恐怖独裁的重要工具，其地位不言而喻。反观民主法治国家，公安部门在内阁中地位平平，甚至不入内阁，其在国家层面的职责主要是反恐。公安部门严格来说不是决策机构而是执法机构，法律已经在那里了，剩下的事情就是去执行，必须做的事情和不能做的事情都清清楚楚，谁去做应该都是一样的，没有太多的个人自由裁量空间。这才是警察在法治社会的真实角色。
中共的警察社会与打击犯罪之间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遍布大街小巷的摄像头和先进的人脸识别技术也改变不了被拐卖的妇女儿童得到解救的比例基本为零的事实。而且警匪一家已经是基本生态，随便一个路人都知道谁谁是黑社会，哪里是卖淫窝点，你真的以为警察不知道？其实这些问题应该这么看，如果不先把公安局派出所打通，谁敢欺行霸市当黑社会？谁敢开赌场、组织卖淫？但是中共警察可不是无所作为，你发一条令中共不悦的微博之后几分钟就可能听见警察的砸门声。中共豢养庞大的警察队伍，扩张警察权力，就是要抛开法律，通过警察来实现对民众的实时监控和打压。
中共利用警察来充当打手去镇压民众，当然是没有法律可言的。为弱势群体伸张正义的高智晟律师被中共诬陷定罪投入冤狱，受尽酷刑折磨；2014年出狱后依然被软禁，失去自由；即便如此，还是在2017年8月被失踪至今。这个过程中有一丝一毫的法律吗？而且既然中共依赖警察去卖命，那么就只能对警察的贪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出了事还要包庇，就如同江泽民为了拉拢军头而纵容军队走私一样。那么警察就更加无法无天，视民众如草芥。不久前重庆一名警察在处理交通事故现场无预警开枪射杀一名当事人，数年前雷洋被警察打死，最有戏剧性的是一名太原警察纠集刑满释放人员把一名北京警察活活打死。
警察社会也是中共政权的一个缩影，中共选择警察治国的时候，就已经预示了这个政权的短命，所谓黔驴技穷；警察社会的日益严重也是在加速这个过程，所谓引鸩止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