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破四旧一言难尽的干私活＊阿波罗新闻网

我离开工厂已经40多年了，但当时的情景始终挥之不去，留下许多难忘的记忆，既有正能量的，也有负能量的，比方干私活。

大凡当过工人，就免不了会有干私活的经历。所谓干私活，实际上就是利用公家的机器和原材料以及自己的技术，为自己或者为别人做一些生活中需要的东西。这种现象在1970年代初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见怪不怪，各级领导动不动就派给一线工人干私活的任务。大家也都心照不宣，你干我也干，谁干也是干！

有人可能会发问：如此明目张胆地干私活，难道就没有人管了吗？按说解放后工人阶级当家做主，工厂是工人的，工人就应该爱厂如家，克己奉公，不能沾公家的便宜，但是一个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搞乱了，黑白不分、是非颠倒，谁都知道“大公无私”、“斗私批修”不能当真，从上到下哪个没有私心？就连堂堂的拖拉机厂“一把手”都隔三差五的跑到车间给自己的打火机灌汽油，哪个人不是睁只眼闭只眼？爱他妈的嫁给谁！干私活用的是公家的材料，又没用你家的。而且，通过干私活即提高了技艺，又交结下了朋友，何乐而不为哪？

就说我吧，是一名车工学徒工，就没有少干过私活，车个台灯杆啊、烙铁把什么的。当然也不仅仅限制在车床的范围之内，工厂是个大世界，车间好比百宝箱，各种机床要啥有啥，虽然你是车工，但几年下来，耳熏目染，什么样的机器都会日鬼两下，兼之我还曾在电影机械修配厂干过几个月的钳工，皮毛的东西还是多少学了一点点，敲敲打打的活计也就没少干，所以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

比如说按道理做三楞匕首应该是钳工的手艺，但是我也做过，还有用旧钢丝为马上要结婚的哥们做沙发座椅里的弹簧、用铜板甚至是废锯条片为朋友做钥匙、用废刀杆做敲碳榔头、用空油漆桶改制家用水桶等等，都大受欢迎——那个年代，工人钱挣的少，一分钱都掰成两瓣花，能省一厘是一厘，你给他做了一把榔头砸煤，就等于给他家省下了一块多钱，他偷着笑，夸你够朋友。

除了实用以外，干私活也有自我开心的一面：譬如用胶木棒做麻将，没有丝毫经济利益，纯粹就是自慰自乐——有人曾质疑：你会做吗？别吹牛逼啦！我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没错——我不仅会做，而且还做过好几副，有的自己玩儿，有的送了人。

那时赶上“破四旧”的年代，又是计划经济年代，“麻将”属于资产阶级“吃喝玩乐”生活范畴，理所应当的被明令禁止了，谁玩抓谁，尽管并不赢钱，但那也不行，一经发现，就地没收，所以民间想找一副麻将比登天都难！

但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当了工人之后，我才突然发现，麻将是可以自己制作的——原材料都是公家的，不愁没有，组长给你一派活，需要什么到工具室或者库房里顺便填张单子领就是了。我经常要为“东方红—75”型拖拉机水夯的某个出口处制作直径约为8厘米的垫圈，需用日本进口的胶木棒加工。每根胶木棒粗有10厘米，一米长。当初这玩意控制得比较严格，但是领料时必须考虑进去有一定比例的报废量，所以每次都能多领一点，积少成多，几次下来，就凑够了一副麻将所需136张牌的材料。

怎么做？先在车床上切成圆片，再到铣床上铣成方片，然后用钳工刀子刻，不规范也罢，总之能看懂就行。有人可能会问：你日能，饼子你怎么做？其实很简单，也非常有趣：把一个4毫米小钻头打磨成“群钻”——就是所谓的“倪志福钻头”——由传统的一个尖变成三个尖，在固定好的牌板上轻轻一点便可，之后抹上各色油漆效果就出来了。有那么一段时间里，我们彻夜不眠、大兴土木，一打就是通宵，不玩银子，胜者抽烟，输者冬天戴近视眼镜，夏天穿棉大衣，简直开心极了！

当然，谁也不是万能的，有时候我也得求人。1972年，社会上一度流行“火钳子”——那个时候青年人谈对象也想耍时髦——烫发，怎么烫？到理发店去烫，花钱太多，消费不起，穷则思变，自己做一把火钳子：用一根钢筋和一条钢片卷成与大剪子差不多的东西，区别在于两边没有刃，而是“一公一母”状，紧密地吻合在一起，下端做成把手型，把上端放在火上烤，差不多了就可以烫发了。

一度这玩意还很有市场，供不需求，还有人跟我要，我也学着做，但毕竟不是钳工，水平有限，就再求他人。有的人好说话，有的人趁机耍牛逼，搞得自己也不开心。索性自学，没有多久，我还真就把这玩意儿做得像模像样的了！偷偷地塞给小师妹一把，趁机讨个好耍个骚情，高兴得像过年似的！

1973年夏的某天，曾经的银川二中“老三届”学生、杨静仁的乘龙快婿、当时在全国已颇具知名度的航模滑翔机选手穆刚到我家来玩，与我哥谈起马上就要在中山公园银湖上举行的赛事，不经意间流露出来模型机上的发动机滑轮因为过度摩擦形成表面老化不给力的无奈，我哥说换一个不就得了？穆刚一声叹息：“来不及了，我的这个规格银川没有卖的，先对付着用吧，完了需要重新制作一个，可是······”

我顺便拿过来看了一眼，随口说我给你车一个如何？他不相信：你行吗？我只问：直径？槽的宽深？角度？——好，知道啦，你等着！

我骑上自行车很快就到了车间，给与我同一台车床上倒班的师兄弟打了个招呼，他就歇着抽烟谝闲椽子去了。我从废料堆里随手拣起一块铅锭，几分钟的工夫就完成了，用游标卡尺一量，恰到好处！然后掉头回家，送到穆刚手里后，这位仁兄大喜过望，连说：“太好了、太好了！”次日他在比赛中又一次夺冠。我不敢说自己车的滑轮一锤定音，但肯定不无关系！

干私活难免也会遇上尴尬的情景。有一段时间，我迷上了摄影。我们找来已经被废止的解放军大盖帽，制作了军衔肩章、勋章，把自己装扮成老革命，礼拜天和一帮子同学跑到中山公园照相。然后自制曝光箱，又买来各种药剂配方洗印照片，再用普通玻璃充当上光机，很是投入。但是少一把裁刀！照片用剪子铰可以，但往往不整齐，影响美观。所以必须得有一把裁刀，问题是那玩意太贵，买不起，怎么办？那就自己做！

至于材料，无非就是切刀和底座两样，说穿了就是“铁”和“木”两样而已。铁，当然是熟铁，也就是“钢”，这玩意儿工厂有的就是，随便找来一长一短两截三角铁，交给师兄“老梅豆”，他开动平面磨床，几分钟工夫就把对称的各个面打磨的精光贼亮，把短的那根90度固定在木板右侧，再把长的那根下部用沙轮打磨出把柄状，钻俩眼，镶嵌上胶木就是一把美妙的切刀。

之后就需要一块好木板为底座，在两块三角铁之间别上弹簧安装好就大功告成。我的师弟“小油子”是木模工，手里有的是好木头。我去找他，他二话不说，抡起屋里的一块废桌面拿尺子量了一下，把拐角锯了下来，不大不小，正是一个完美的裁刀底座！

不料恰在此时，被木工组老高师傅撞见了。这个人有点日眼——他是老宁夏人，一直说小时候上树把一只眼睛炸坏了，怨不了别人，可是“文革”开始后，他马上改口说是当初因为马匪抓兵“两丁抽一”，他爹为了不被抓，就想了一个点子：把自己的眼睛扎瞎一只！可是他的眼珠子老化了，瓷不楞登的，扎不透，所以就把儿子的眼睛给扎了！并且在忆苦思甜大会上痛说革命家史，我们都心惑两疑的，搞不清真假。

这位老高总是一副爱厂如家的模样，谁要是沾公家一点便宜就像偷了他家的东西似的，决不饶恕。这不，发现我俩的“勾当”之后，就地义正词严地指责开来：你们两个小贼逼，吃里扒外，跟我走厂革委会说清楚！

“小油子”赶紧解释说是一个报废的桌子面，没用了，老高却说：谁说没用了？一刀两段，正好两个案板，坏了我的好事，突然他意识到说漏嘴了，马上改口：“你们两个就是虎头蛇尾，坏到一搭里了！”

我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他就说起了脏话：“你他妈的是不是吃了笑球肉了？”我说：你说得不对，俺俩是“狼狈为奸”，不是“虎头蛇尾”！他眼珠子一瞪：“啥迷？你们还想嫖风咋地？”这时，“小油子”说了声“快跑——”，我夹起木板窜了出去！但老高把我盯下了，到处丧我：“还是团员，纯粹是个贼娃子！”师兄弟都笑我：“做了裁刀，惹了老高！”

但是这也不算啥，真正让人尴尬万分的事情还在后面哪——

大约是在1974年底的一天，厂领导，当时不叫厂长而是称“革委会主任”，说某厅局的一个刚刚恢复工作的领导同志，家里想安装个洗澡盆——那阵子洗澡是一件异常困难的事情，全银川只有一家“东风浴池”，开设在新华街头，永远是人头攒动，一票难求。因此，有点权力的人就通过“走后门”的不正当手段给自己家里安装洗澡盆。

八仙过海，各显其能，首先必须能日鬼来澡盆，计划经济年代这东西非常不好搞。但是你搞来之后还有个安装的问题。你就是官再大、再牛逼，也得找最底层的工人来安装。

也不知道是通过什么样曲里拐弯的关系，总之最后找到拖拉机厂金工车间的书记，后者自然一口答应，但他自己是从市委下派来的，属于政工干部，并不懂技术，为了确保安装质量，又不让别人知道，他决定亲自带领三个棒劳力上门服务！

我“有幸”被选中。老实说，我对此类溜尻子拍马屁的事情厌烦透了，根本不想去，就说这是水暖工干的活，我是车工，不懂管子！书记说你在工厂呆了七八年了，烟熏火燎的，看也看会了，少跟我装孙子——这倒是实话，当工人的，安装个洗澡盆子总是有办法的。

下午2点半，我们几个骑着一辆“倒骑驴”，拉着半车工具，什么钢管、管钳子、老虎台、活扳子、螺丝钉、改锥、榔头以及洋灰、瓦刀什么的，悄悄地赶到了邮电大楼附近的一个大门洞，书记正圪僦在那儿候着我们。

那位领导干部的家，一个院子里五间平房，在那个年代，就十分了不得了。他们家烧的是在当初已经算是很先进的一种新设计的“北京炉子”，自带一套功能很充足的设备，可以把百十斤的水烧开，供应土暖汽、洗澡盆什么的。说不上为什么，一进门冥冥之中我就感到氛围多多少少有些诡谲，但是也顾不上多想，按照预先制定的工艺流程埋头苦干就是了，争取赶在下班之前干完。

问题是由于书记不懂装懂瞎指挥，另外两个哥们也和我一样，经验不够老道，施工的中间临时出现了一些原来没有想到的问题，经过补救，总算是把窟窿补上了，但比预计完成的时间要往后拖一半个钟头。

正此时间，这家人陆续下班回家了。当一位趾高气昂的年轻女子进得门后，我突然认出：这不是同学XXX吗？原来如此······

闹了半天是在为她家干活啊！从银师附小到银川二中，整整十年的同学，自1969年毕业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但是知道她先是在一家非常有名气的单位工作，后来又被“推荐”上了大学，风光无限。

怎么也没有想到居然是在这样一种尴尬的氛围中重逢！那一瞬间，一股说不清、道不白的思绪慢慢腾升在我的心田，自惭形秽，觉得自己就地变成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的穷酸小子保尔·克察金，而XXX则变成了林务官李斯贞斯基的女儿冬妮娅······

后来主人一家拉着书记到正房抽烟喝酒吃肉，看着九寸黑白电视，谝着闲椽，对我们则连句让话都没有，把人吼得没有一点治！

期间，这家人隔三差五的进进出出未来的浴室，指手划脚，一会儿这个高了，让往下调，一会儿有说那不对劲了，需要变通。好不容易按照他的意见办了，女主人又说抱怨没有理解她的意思，必须全改回来。刚干了两下子，女儿，也就是我那位老同学，又不满意的不满意，嫌瓷砖贴得不是很平展，要求全部掀开重新再贴。

也许她当时根本就没有认出我来，也许认出来了也装糊涂，也许正眼瞪都没瞪我一眼，或者干脆就没有想到是老同学给她家干活……我那时真想破口大骂一声：“我怕是日你妈了吧！你们爷爷连口水都没有顾上喝，你还装什么逼？”但是我始终没有吭声，而且连头都没敢抬，我怕一说话她听出来，会让她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那可就闹臊了，我不就成了“背着桑叶上山——找蚕（残）啊？”算了，忍个肚子疼吧！

一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我们终于干完了活，赌气连水也没喝便迅速撤退。为避免再次遭遇尴尬，我索性让那两个哥们去打招呼，自己一道金光就窜了出去。书记撵出来后打着饱咯说：“别领导一家人”都夸赞我带来的这三个尕子干活利落！我问：谁说的？答：都说了，包括他们家那个宝贝丫头。

我在一种说不清、道不白心情的驱使下忍不住又问：她还说了些啥没有？书记说；再没有了——嗯？你问她干啥哪？我紧忙说没啥。但是回到家里，越想越窝囊，一晚上翻来覆去没睡着觉——这他妈的都是什么没尻子的事啊？干私活、干私活，把自己干成了下三烂！暗暗发誓：从今以后，干私活的事打死我也不干了！

转天，我把这事讲给师兄“大平正芳”，他就一个劲地笑，问他笑什么？这个坏家伙就说：我要是你啊，就趁机偷偷的挖条地道直通她家床底下，以便今后凑空子潜伏进去使坏！把我也给说笑了：“把她睡了？意淫去吧！”

“先别慌，傻哥哥我送你一首宋公明的诗：心在山东身在吴，飘蓬江海谩嗟吁。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于是彼此大笑，心静如水······

打倒“四人帮”后，拖拉机厂开始逐步走向正规，重新出山的老厂长秦良决心刹刹干私活这股邪风。

师兄“老梅豆”正筹备要结婚，其中有一个圆桌腿需要用车床加工一下，但他本人是磨工，他便找到我的另一个师兄车工“老羊头”帮忙。后者二话不说利用下夜班后的时间干了起来。

这哥俩正干得欢，被到车间视察的老厂长发现了，不动声色地点着老羊头的大名说：杨吉兴，你干私活，违反了厂规第多少条，我必须扣你的工资。按照什么什么计算，应该是4块多钱。

两个人就非常尴尬，那个年代，两人还都是2级工，每月400个大毛，一下子扣掉10%也不能不让人心头抽搐一下。特别是老梅豆，觉得自己株连了老羊头，非常过意不去。

已经要走出车间的老秦良缓缓地回过头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地说了一句话：至于你俩私下怎么处理这个钱，那是你们自己的事，我就不管了。

这哥俩都是有悟性的人，一点就通；同时，也是有影响的人，下不为例，拖拉机厂干私活的风气从此有些收敛。

1978年10月，我考上大学，告别工厂的最后一刻，我干了最后一个私活——用废刀杆做了一个镇纸。我开的那台朝鲜C-630车床3.8米长，刀架也大，所以刀杆也就比普通车床的要长，差不多20公分，都是锻工打好的，前端铣有一个槽，焊上合金刀头就能够用，刀打了，刀杆还可以回收再利用。

一则我想上大学后看书肯定需要个镇纸之类的物件，二来也想对曾经的车工生涯永远保持一份念想，就从到刀架上卸下一把刀来，用砂轮磨去前端刀头部分，又到“老梅豆”的平面磨床上亲自操作，把四个面磨了个精光，握在手中冰清凉爽，质感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