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外观，摄于2020年5月12日。
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有半个世纪之久的“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简称罗案）案裁决，不再承认堕胎权是一种宪法保护的权利，堕胎问题应该交予各州来处理。
最高法院意见书认为，“堕胎权”在宪法上没有文本依据，缺乏历史或传统的支持，最高法院对“罗诉韦德案”和“凯西案”的裁决，篡夺了宪法明确留给州立法机构的权力，把没有经过证实的怀孕三阶段“生命理论”强加给整个国家。
罗案裁决不仅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解决堕胎问题，还产生了严重的破坏性后果，剥夺了堕胎问题上的民主程序，使得各州关心胎儿生命的人，无法找到法律与政治上的救济途径，加剧了社会和政治的对立与分歧。
意见书认为，“罗诉韦德案”的裁决，一开始就错得离谱，推理特别薄弱，现在是重新重视宪法，并将堕胎权问题交还给人民选出的代表的时候了。
很多专家学者认为，“罗诉韦德案”凭空创造了一项堕胎的“宪法权利”，推翻“罗诉韦德案”，将堕胎权问题交还给人民，代表了宪法原则的回归。
凭空制造出的一种权利：“堕胎权”
1969年，德州一位21岁的名叫诺玛·麦考沃伊（Norma McCorvey）女服务生意外怀上第三胎，她想堕胎但德州当时法律只允许被性侵怀孕，或对危及母亲生命的情况堕胎，于是她谎称自己被强奸并试图非法堕胎，后来在女权组织和律师的帮助下化名为简·罗伊（Jane Roe），于1970年起诉德州反堕胎法违宪，北德州联邦法庭判她胜诉，德州政府上诉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在1973年7:2多数意见支持罗伊的堕胎权，裁决女性怀孕的前三个月因“隐私权”不受州法干预，这个裁决赋予了堕胎一种宪法权力。
2022年6月24日，最高法院正式推翻罗伊诉韦德案（Roe v. Wade）后，反堕胎支持者在华盛顿最高法院外拥抱。
在1973年的意见书中，最高法院将怀孕分为三个阶段（trimesters），在孕期的第一阶段（第1—12周），胚胎不具备在母体之外的“生存能力”，怀孕妇女有权独自作出堕胎的决定，属于公民的“隐私权”，受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保护，无需经州政府或其他人的同意。
在孕期的第二阶段（12—24周）和孕期的第三阶段（通常在24周之后），胎儿已具备了“生存能力”，州政府才可以进行适度干预和进行更多的限制。
罗伊案的判决一开始就被视为一个糟糕的裁决，即使那些支持合法堕胎的学者和律师也是如此。劳伦斯·特里布（Laurence Tribe）在《哈佛法律评论》（Harvard Law Review）中指出，“关于罗伊最奇怪的事情之一是，在其言辞的烟幕弹背后，实质性判断依据无处可寻。”
甚至已故大法官金斯伯格也称罗伊案是“严重的司法干预”，而知名的进步法学教授和奥巴马政府官员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认为罗伊案的方法“太离谱了”。
而且使用了“双重标准”，第六巡回上诉法院的阿穆尔·塔帕尔（Amul Thapar）法官说，“大多数案件是（一种）规则，然后是堕胎案件（另一种）的规则。”因此几十年来，精明的律师们在为罗伊案辩护时，都回避了其来源于宪法的说法，只被作为先例进行辩护。
《撕裂我们：堕胎权如何祸害一切、无助于解决任何问题的》（Tearing Us Apart: How Abortion Harms Everything and Solves Nothing）的作者瑞安·T·安德森（Ryan T. Anderson）和亚历山德拉·德桑克蒂斯（Alexandra DeSanctis）认为，罗伊案的裁决和随后支持该案的裁决，是“司法能动主义”的教科书式例子，错误令人震惊，罗伊案和凯西案凭空创造了一种堕胎的“宪法权利”，实际上并没有找到任何此类权利的文本、历史或传统证据。
根据大法官塞缪尔‧阿利托（Samuel Alito）撰写的多数意见书，推翻罗伊案的理由，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
一是罗伊案推理异常脆弱，偷换了概念，把用来保护个人名誉和反诽谤的“隐私权”掉包成“堕胎权”，将保护信息不被披露的权利与不受政府干预做出并实施重要个人决策的权利混为了一谈。
二是罗伊案缺乏历史和传统依据，在罗伊案之前，从来没有“堕胎权”，相反堕胎是一种罪行。
意见书中写道：直到20世纪后半叶，美国法律都不支持堕胎权是宪法权利，直到罗伊案的前几年，都没有联邦或州法院承认这种权利。事实上，长期以来堕胎在每个州都是一种罪行。当第十四修正案通过时，四分之三的州将怀孕任何阶段的堕胎都定为犯罪，这种共识一直持续到罗伊案判决的那一天。
三是最高法院自创孕期三阶段说，非民选的法官充当了立法机构的角色，孕期第一阶段（第1—12周）胎儿不具备“生存能力”、可以堕胎的说法，不能被证实。
四是“堕胎权”成为一种宪法权利，使得罗伊案被无休止司法滥用，阻断了保护胎儿的投诉之路，加剧了社会和政治分裂。
2021年11月1日，美国最高法院外，一名反堕胎示威者举起一个胎儿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