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彦修在奈良
“人间自有真情在，并非如纸张张薄！”
在文革后的一次高层会议上，主持人说：我们大家都挨过整，也整过人，希望大家放下个人恩怨向前看。听到这儿，上将张爱萍昂首挺胸，插话说：“我这辈子就从未整过人！”话音一落，全场肃然。
无独有偶，文化界也有一人，铁骨铮铮，一辈子问心无愧，从不整人。这人叫曾彦修，人称“罕有的好人”。
曾彦修，四川宜宾人，1919年生。1937年在成都石室中学读书时，离开成都去了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和马列学院学习。
他离家出走时没有告诉母亲，母亲一天到晚哭喊儿子，最后把眼睛哭瞎了。1964年他回家看望母亲，从政治考虑，没有下跪。他后来为此万分自责，90岁时还在忏悔，他在回忆中说：想想看，去延安，不辞而别，母亲为你把眼睛哭瞎了，你回去，想到自己是革命干部，不能下跪，说明我的灵魂脏了。我九十岁了，没有什么事情能在我的心里引起这么痛苦，但只要想到这件事，就觉得自己太卑鄙，抬不起头。……我在母亲面前永远是罪人，现在谈起来就要哭……
在延安，曾彦修有过被“抢救”的经历，影响了他一生。他是搞人事工作、搞组织工作的，结果自己也挨了整，无缘无故被打成“特务”。从此之后，他知道随便给别人戴一顶帽子，是天大的事。
1957年反右运动，曾彦修所在的人民出版社迟迟没有行动。别的单位都在忙着划右派，曾彦修却一直下不了手。他看来看去，没觉得什么人应当划为右派。但上面追得紧，而且还明确规定了百分比。曾彦修作为出版社领导，又是反右五人领导小组的组长，实在没有办法完成上面下达的任务。想来想去，只有把自己也作为右派报上去。其他四位小组成员都不赞同，曾彦修劝大家说：你们就别反对了，这种事，报谁谁遭殃，我没有什么大问题，报我比报别人安全。如果我们“五人小组”再顶着不在社内抓出一批“右派”，很有可能要被打成一个“反党集团”，导致本社领导层全军覆没。就这样，曾彦修说服了大家，在他的主持下，出版社连同他一共报上去了三四个右派。
要划右派，当然要找材料，但曾彦修没有“右派言论”，只好断章取义，夸大其词。有一次，曾彦修在与编辑谈话中，引用了杜甫诗“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说明过去时代的统治者掌握政权后，会走上贪污腐败的道路。共产党人要吸取这些历史教训，“在山泉水清，出山也要泉水清”。但现在有些人好像不那么清了。这句话后来被无限上纲，成了“右派言论”。据说康生对这两句诗特别反感，用红铅笔在《简报》上划了杠杠，批示说：“单凭引用这两句诗，曾彦修就该划成右派。”
曾彦修划为右派后，被开除出党，不再担任人民出版社的领导职务。从党的八级高干直接沦为了资产阶级右派，他度过了二十年的“右派”生涯。
1985年，曾彦修已经退休两三年了，新闻出版署人事司一个女同志打来几次电话，叫他到新闻出版署取回自己的“材料”。当时曾彦修住在前门，坐公交车三四站路就到新闻出版署了。人事司催了他一年多两年，他一直没有去拿。最后一次他说，留着吧，将来说不定还会有用处，有什么运动再来，就可以写简单一点。
曾彦修之所以不去拿，是因为他的检讨材料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他被打成大右派后，从没有为了减轻自己的“罪状”，检举揭发过任何一个人。他调侃说：“我这一辈子，当然是个‘大作家’了。这个作家，就是写检查交代，从延安到文革结束，恐怕在百万字以上。我到现在敢说，那里边没有一个字是损害到任何人的……我收回‘材料’做什么，哪有工夫去销毁它？”
晚年的曾彦修活得坦坦荡荡，正如他自己所说：运动高压下我可以一百次骂我自己是乌龟王八蛋，但我决不会说一次诬陷别人的话。这条界限，我一生从未逾越过。
资料来源：
李晋西《怀念曾彦修老师：微觉此生未整人》
曾昭华《曾彦修：最冤枉的“右派”》
《曾彦修访谈录》
鄢烈山《曾彦修：仁者寿》
2022-06-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