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发现，考研和求职的要求完全不一样。研究生复试，导师喜欢学习好、社团活动少的学生。而用人单位更偏爱当过学生干部的，要有领导能力，善于表达。杨静怡都不符合。
在电话那头，她的声音很低，情绪起伏也不大。在异乡，她没有一个朋友，总是一个人吃饭，上自习。无处排解焦虑时，她将情绪发泄到网上，有人说她“三战”是自我感动，还有人说她成绩差还偏执，根本不适合应试教育。她发长文回复，礼貌地说谢谢，也和网友一起批评自己。
“二本、四级没过、没有奖学金、没有科研，大学生活就是这样混过来。”她总结道。
没有职业理想，没有特殊的爱好，高中时理科成绩不好，但大多数人都学理，她也学了。高考后，家里人都说，学会计、财务对女生好，她就报了。家境小康，父母都是油田职工，从小她被灌输的观念是尽力、玩开心就好。
大学第一志愿是所一本，因为两分之差，她滑到第二志愿这所“末流二本”。她成绩中等，不喜欢学会计，即使学得很痛苦，她也没想过转专业，更不会逃课、挂科。性格内向，社交圈不出宿舍，没参加什么社团，闲下来就和室友逛逛街，“那时候想着就是毕业了，找份工作就行，没想到后面有那么多考验”。
她也频繁地考试，但英语四级和初级会计职称考试都没过。她起初不以为意，复习总“摸鱼”，还几次忘记报名。临近毕业，她开始感到焦虑，出现了考试“应激反应”：一考试就手抖，不断给自己消极的心理暗示，甚至在考场上哭出来。
考研也是随大流，杨静怡那时没有强烈的欲望，“大家都考研，哦，那我也考”。大四那年，全班30多人过半都考研，但没一个人上岸，“都不是很懂，就是随便学一学”。想着有了基础，杨静怡选择继续考，没想到“越来越卷”。
在多次考研的二本女生中，杨静怡和大多数人一样，乖、勤奋，但也自卑、迷茫、缺乏主见。考试前，她们会连着转发孔子、文曲星、文殊菩萨甚至《甄嬛传》剧照，名曰“考前拜一拜”。失败后热衷于考公、考编，或当老师。
河北某二本院校的一位辅导员介绍称，学生们热衷考各种证，医学生也纷纷考教师资格证，这几年的考研率都在50%左右，逐年增加。除了工作不好找，学生考研主要是因为“别人都考我也考，考不上再说”。家庭条件差的想通过考研改变命运，家境好的觉得读了研能留在大城市。第一次失败，好些人选择“二战”，但后面是否考上，就业如何，学校不再跟进。
在同济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李俊看来，二本学生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上处于比较尴尬的位置，这源于一种结构性的困境。许多生产服务岗对应的是职校学生，而管理研发岗更有竞争力的是985、211的学生。
据李俊观察，许多学生对自己、对生活的选择缺少足够的审视和反思，在各种外在压力的影响下，更多着眼于考试等学业竞争，较少出于兴趣或是好奇心进行选择。许多学生在考研前未必有一个明确目标，提升学历更像是一个基本需求，研究生学历逐渐成为一个标配。
“淹没在人群里的普通人。”一个四川绵阳的二本女生这样总结自己，在大学里处于“边缘”位置，因为性格和成绩不自信，不敢靠近中心。她看到，考上研的同学在朋友圈里的形象焕然一新，常参加校园活动。她觉得只有考上研，才能去更大的城市。
来广州后，杨静怡难得面试了一个心仪的职位，公司正规，试用期交保险，财务主管态度温和。但一些专业问题她答不上来，一紧张更语无伦次。对方问，你本科没学过这些吗？她如实回答，“我考了两年研，这些都已经忘了。”对方笑了，让她回去等回复，再无音信。
即便因为考研错过很多，杨静怡并不后悔。她喜欢自己复习时认真的状态，觉得知识储备也上来了，英文单词量提升了好几个档次。“三战”失败后，她埋怨学校突然改题型让她丢分，埋怨划如此高的分数线。最后，她觉得不能怪任何人，是自己太“废物”，接受了自己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学渣”。
她同时有些解脱的感觉，想赶紧出去找工作，见见世面。上网时，她关注的内容不再是美食、新发色和考研复试，而是通勤装、Excel公式、面试技巧、租房避坑等。
为了找工作，她很快报考了老家的初会考试，但因为疫情，考试延期了。
想逆袭的“二本”
夜幕降临，杨静怡收拾书包从图书馆出来，走到珠江边。上了海心桥，她静静站上一会儿，珠江新城和广州塔被点亮，游轮驶过开阔的江面，这是她一天里心情最舒畅的时刻。
进入6月中旬，求职依旧无望，这样的念头会不经意冒出来：如果当初我在那架失事飞机上就好了。“我不敢做傻事，会对不起父母，但总会有这样的念头，真的很想解脱。”即使站在珠江边，她也想，夜景真美，要是能找到工作就好了。
家人开始催婚了，让她赶紧找工作，最好考编，买房结婚，说这个年纪很多人已经生了二胎。她被影响，觉得24岁的确很大了。她又想，还考研吗？不考不甘心，但即使明年考上，毕业后也28岁了，仍旧没有工作经验，而且企业管理这么宽泛的专业，出来又能干什么呢？
遭遇考研和求职的双重失败后，她更加自卑，觉得配不上男朋友。男友是研友，“二战”考上了一本。男友安慰她，考上研其实也不好，她觉得对方不懂自己，“只有考上研才有资格说这种话”。向男友吐槽求职的困难，对方没找过工作，能说的只有“不要难过”。
“要是当初考研上岸就好了”，她常常想，有研究生学历和应届生身份，也不用考会计职称了。
因为不喜欢学会计，她考研时选择了企业管理专业。深感母校是所“末流二本”，她想考上一本依靠学历逆袭，三年来报的都是上海、广州的院校。今年是最有希望的一年，分数最高——342分，比去年的专业国家线A区高1分，“至少可以调剂到B区（分数线低10分），如果不能上一本，去好一些的二本也行。”
今年3月，看到分数线的那个下午，她“噌”地从床上坐起来，“整个人傻了”。353分，比去年涨了12分。她的总分比B区线还低了一分，连调剂的资格都没有。
据教育部数据，2022年的考研人数达到了457万，比去年增长超过20%。一些人原本不会参加今年的考试。西安一个女生去年“二战”失败后，求职两个月未果，“只要有地方要我，我就去”，最后应聘上博物馆的讲解员。很快疫情来了，博物馆关门，她还没转正就辞了职，继续准备三战。
一个在绵阳的二本女生，前两年目标是中山大学，今年换成了辽宁大学，“感觉这个能够得着”。她考了349分，专业招生30人，她排名17。原以为胜券在握，没想到本专业的国家线比去年涨了14分，她以2分之差再次失败。
回忆起出分数线那天，杨静怡说自己从下午一直哭到凌晨2点，用掉了两包抽纸，脑袋、眼睛和嘴都在疼，哭得喘不过气来。
她没有认真思考过教育这样宏大的东西，只是一再懊恼自己心态太差。第二次备考时，她常跟当时的男友念叨，“完了，我考不上了”。两人是在自习室认识的，前男友一次就考上了北京的211。从那之后，她不想听男友讲任何关于研究生的事，对方课题组有几个人也不清楚，两人渐渐不讲话了，最后分了手。
上了“二战”考场，她心态崩了，不断自我暗示：这次会失败。考数学时紧张得哭出来，连题目都读错。第三次考，看到一道多年都没出过的题型，她又心慌，“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结果连公式都写错。
备考期间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失败”，杨静怡断绝社交，每天泡在专业课本和题海里，但还是没有如愿上岸。和她同在一个考研自习室的男生28岁了，今年是第7次考研。来自知识分子家庭，他一直想考重本的研究生。男生本科学的是数学，但一到正式考试就崩。
在这个自习室里，他们将成绩作为证明自己的唯一途径。杨静怡的迷茫从大学延续至今，她不知道毕业后从事什么工作，但她肯定，考上研究生后一切都会不一样，她会考一些证，会有更多的实习经历。
如今她打算随便找个工作，在职备考“四战”。预期再次降低，月薪3000元就行，除去1000元房租，刚好够生活。但这样的工作也找不到。她又托亲戚打听高速收费员的工作，中间人收了点人情费，告诉她，入职前要交一万多元的培训费，她被吓跑。
这几天面试，她开始杜撰一些经历，说自己只是“二战”脱产，去年一边考研一边帮亲戚家做生意。为了不露馅，她专门咨询了开公司的叔叔，说自己做的都是记账、采购等基础工作。虽然仍旧没有收到offer，但她觉得，至少面试时没那么难受了。
下个月就是24岁生日，她不打算庆祝，这个本命年让她感觉自己一事无成。她想再撑几个月，毕竟适应了异乡的气候和饮食，也渐渐习惯了被拒绝。为了缓解焦虑，没有面试时她会乱投简历，随便找些公司去面试，就当攒经验。
6月11日，是她最开心的一天。她去听了场live house，歌手是她最喜欢的摇滚乐队。全程她站在人群里蹦跳、欢呼，甚至主动和旁边的陌生人搭讪。她发了朋友圈，把几句触动她的歌词截了下来——
再见吧，
那些不切实际的梦，
可那并不是你想要的人生。
（为保护隐私，杨静怡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