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看河南省的消息，心里真的是堵得慌。先是几家村镇银行的事儿，本是监管机构的问题，结果硬是变成了让储户承认自己是理财，自担风险，还给储户赋红码……直到这些储户们闹出来大动静，才勉强给处理一下。
然后，又是郑州的24座烂尾楼小区，业主们交了首付，背上几十年的贷款，结果却是交房之日遥遥无期，还要每个月给银行还贷，无奈之下，郑州、武汉等地，出现大面积的购房者集体停贷。
想起来，2018年4月，中国大城市房价处于历史最高峰的时候，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在CCTV2《大讲堂》电视节目中提出，只要“六个钱包”能帮你凑够首付的话，那么，最好还是买房子。
所谓“六个钱包”，是指男方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加上女方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共六个钱包——也就是说，就在中国大城市房价位于历史最高价位的时候，专家声称，如果你把两家人祖宗三代的所有积蓄掏空，“能帮你凑够首付”，你就应该买房。
要知道，这可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呢！
于是，很多人听了专家的话，六个钱包凑了首付买了房。结果，现在很多项目烂尾了。“六个钱包”别说空了，连钱包皮都没了，还欠着银行的一屁股债呢！
追根溯源，出现业主集体停贷的根源在哪里呢？
答案是：房地产预售制度。
1999年，香港TVB楼市题材电视剧《创世纪》里，主角许文彪说了一句话：“我不是没有尝试过，我尝试安分守己，拼命干活！挣那么一点点钱！我试过！但是外面那些人，外面那些人！他们只是拿一点点钱出来，花一点点时间，把房价炒高不断地赚大钱！这叫做公平吗？”
许文彪所抱怨的，是香港的“炒楼花”。而这个所谓的“楼花”，就是如今内地的期房预售制，而在香港，房屋预售许可证，就被称为“楼花”。
1953年之前，全世界任何一个房地产商，要是想卖房子，肯定是要将房子建出来之后再说，房子都没有的时候，你去卖房子，肯定是骗子嘛！但，就在1953年，一位姓霍的商人，在香港的油麻地新建楼盘的时候，因为缺钱，所以他就想了一个主意，号召民众先交定金，以分期付款的方式来买房子，利用民众预付的定金，来开展房地产建设的前期工作，这，就是全世界第一例“楼花”。
至于发明“楼花”的这位香港房地产商，就是著名的“红色资本家”霍英东。
全世界的房地产商，哪有不缺钱的？
“楼花”这种新玩法，很快在香港的房地产商中流行起来，而无数的房地产投机者发现，通过期房炒作，交很少的订金，就可以锁定一座房子，在楼盘落成之前，订下一套或者多套房子转手卖给别人，只要房价能涨，就能赚大钱。
“楼花”的出现，意味着房地产商可以用购房者的钱来建房子，由此带动当时香港地价暴涨，全民性的房价投机也由此而起，为了规范“炒楼花”的行为，1956年，港英政府出台了《预售楼花同意书》制度，正式以法律的形式对楼花预售进行规范管理。
但是，因为天然的杠杆属性，“楼花”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房子的属性——从原来的居住消费品，变成了金融投资品。
既然变成了金融投资品，那么成规模的“炒房客”自然就出现了，举国性的“房地产泡沫”，也从此出现于世界舞台——
是的，在1980年代之前，房子在世界主要国家当中，都不过是民众安家居所，是一个家庭最重要的消费品，主要国家从未出现过那种全局性的房地产泡沫
中国住房制度改革初期，由于房地产开发企业普遍缺少资金，商品房供应量较小，于是借鉴香港房地产开发经验，引入了商品房预售制度，并将其确定为法律——这就是1994年颁布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1995年1月1日，《城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正式在全国实施，并于2001年及2004年进行了两次修订，可以说，房地产的预售制度，一开始就被作为推动中国商品房开发的主要方式——这也决定了中国的商品房更多是“金融投资品”属性，而不是居住消费品属性。
不过，随着商品房制度的发展，到了2005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2004中国房地产金融报告》，其中提出建议，很多市场风险和交易问题都源于商品房新房的预售制度，目前经营良好的房地产商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实力，可以建议取消现行的房屋预售制度，改期房销售为现房销售。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商法研究所所长刘俊海，更是抛出“预售制是商品房市场乱象的万恶之源”的观点，直指预售制成为开发商搞“空手套白狼”游戏的配套工具，是房地产市场中各种失信、违约、侵权行为乃至欺诈行为的主要根源。
可惜，这些建议，因为只有利于一个个的个体购房者，所以没用，因为——取消预售制“不利于”房地产发展。
2018年9月，网络上也一度传出住建部将取消预售制的“传言”，可惜后来再无下文。2019年下半年，《华夏时报》记者，曾就此事采访了一位接近政策部门的专家，该专家表示取消预售制对房企的冲击太大，多数企业无法承受，因此当时还不是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