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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26年来,张艺谋们失去的,何止一秒钟啊

01.

随著《一秒钟》上映,原本去年要上的几部电影就快补齐了。照目前口碑来看,历经删减或改档,几部让广大人民群众翘首以盼的作品,多少都差了口气。《夺冠》节奏失衡,《八佰》煽情过度,《姜子牙》人物扁平。

《一秒钟》虽被捧为老张的初心之作,号称年度十佳,到底也缺点火候。

缺的那口气在哪儿,很多电影号都提过。公映版里,删除了张译饰演的劳改犯的女儿已死这一关键情节。原版里,女儿对张译是敌对态度,为了摆脱父亲的影向争先进,结果失去生命。所以,张译才冒着风险出逃,横穿沙漠,非要去见女儿那“一秒钟”。错过这一秒钟,这辈子就再也见不着了。

有了这个大前提,故事里张译各种行动才更站得住脚,情感密度、悲剧色彩也更厚重了。没这个情节,一来人物行为动机削弱,二来老谋子这批导演最擅长的“个人与时代”的主题探讨,也变得蜻蜓点水。当然也还不够,因为张译为什么劳的改,女儿如何敌对,这段前世今生,老谋子都没法儿细说。这就跟拍《归来》主动砍了半本书一样。我们只能说:

“70岁的老张,已经尽力了。”

《一秒钟》并不是张艺谋第一次遭遇删减,也不是他第一次撤出国外电影节。之所以说删就删,说撤就撤,也是当年《活着》把他搞怕了。《活着》遭处罚那年,第六代导演们集体搞事情,闹出个“七君子事件”,害得老张连戛纳都没敢去。影展上只有贴着他名字的一张空座。想起前一年陈凯歌的风光,估计老谋子看录像带时,心里是有草泥马奔过的。

据芦苇回忆,当年《活着》一出来,有人给时任滕局长打电话,扣了顶大帽子,说这都能公映,还有不能公映的?遂即遭枪毙。可后来时任柳副局长却不是这么说的,说别看当初外界对老张各种批评,局里对于张艺谋,一直是很支持,《活着》剧本也过了审,至于处罚,完全是因为私自参赛。

说完,柳副局长还补了一句:

“要说有问题,那也是《霸王别姬》。”

02.

老谋子本来也不是反抗者。

特殊年代,张艺谋就学会了夹起尾巴做人。由于父亲的国民党背景,他被划为“黑五类”。要不是会打篮球,侥幸过政审,插队归来的他估计连棉纺厂工人都当不上。那时车间开会,让团员、党员留下,厂长直接冲他:

“张艺谋,你可以出去了!”

这种频频被动“出局”的遭遇,造成了老张压抑、自卑的性格。进了北电,依然不敢张扬。不像来自北京四中的陈凯歌,走哪儿都是侃爷。因为是“狗崽子”,张艺谋学会了忍耐,不能惹错人,不敢说错话。别人骂他,他多是沉默,绝不出来辩护。老张讲话说,自己很佩服冯小刚的个性:

“人家说的不对,你不跳出来,久而久之,许多东西就以讹传讹,成了定论。”

从棉纺厂工人到北电,从北电到广西影厂,从广西影厂到去陕西拍《红高粱》震惊世界,老谋子一步一擂台,在骂声中成长。《活着》出来之前,虽然拿了不少国际大奖,几乎每次都要挨骂。《红高粱》被指缺乏崇高、歌颂土匪,《菊豆》被指窥阴癖,《大红灯笼》说他为洋人而作…有两年,知识分子都快把他骂成渣了。但老谋子一直忍而不发,埋头拍片。

最狠那几年,朱大可们是怎么说的?

“出卖民族、国人,取悦外国评委、观众。”

帽子扣这么大,就很要不得嘛。

那些批判历史遗毒的评论家们,你们要不要把舌头捋直了再说话?好在官方并未明确表态,柳副局长也说了,那二年组织开会,从没说要把老张的电影拿来抨击一下。直到《活着》吃瘪,老张真害怕了。毕竟关涉到艺术生涯,不敢行差踏错啊。

1994年,《活着》成片送审,公映意见一直没下来。张不想跟官方起冲突,觉得不参赛就不参赛吧,也不差这一部。结果“猪队友”台湾制片方把拷贝送到戛纳去了。不久,处罚意见就送到了老张门口。恰好那年3月,上头把以张元、王小帅为首的7位导演给禁拍了。这7人中,就有老谋子的战友、《蓝》字头导演田壮壮。田导他爸,那可是北影厂老厂长啊。

你说他肝儿颤不肝儿颤?

后来田导的艺术生涯大家都有目共睹。

去平遥时,他跟贾樟柯的原话是:

“之后我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

年少时“频频出局”的张艺谋没在名单上,禁映令只是敲打。张艺谋显然不想跟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所以,后来,戛纳评委主席表示不喜欢《一个都不能少》说它像宣传,老谋子写了封公开信,说你不喜欢就拉倒,老子不参加了。这封信当然不是给戛纳那帮坏洋人看的。他们不懂这种高深的艺术。

从《活着》到《不能少》,知识分子又把对老张的抬举变成唾骂,变脸变得比那个谁都快。但老张哪儿顾得上你们这帮孙子,尽他妈是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此后,艺谋勤恳拍片,绝对不玩过界。尤其是投资人砸钱的商业电影,他要在古装、虚构里回避往日关注过的现实,即便有触碰,也要把《归来》砍掉半本书,把《一秒钟》删掉不止一秒钟。

《归来》上映后,知识分子又跳出来,说愣是把时代伤痕拍成了老人版《初恋50次》。《南都周刊》的记者问,离94年《活着》拿戛纳评委大奖20年了,中间再没拿什么奖,你感不感到失落?老谋子说:

“戛纳很久没去了,大环境变了,我个人没那么大的力量去开辟一个新天地。”

03.

关于《霸王别姬》,柳副局长还说:

“当时的情况,没传说中那么复杂。”

当年剧本过审,需要指定签字人负责。《活着》剧本送上去,剧作家出身的柳副局长很赞赏,内部一致通过。《霸王》送上去,不同意见出来了。柳力排众议,说这电影肯定在中国影史上留下璀璨一笔,就把字签了。

万万没想到,公映还没通过,拷贝先去了戛纳。拿了金棕榈后,投资人徐枫到处通关系,历经两上两下,才小范围公映。

陈导也不是头一回遭遇审改。

早在1983年,陈凯歌跟着黄健中拍电影《二十六个姑娘》,当时陈还是刚入行的新人,做副导。后来折腾半天,《二十六》也没通过。1985年拍《大阅兵》,探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王学圻说“好多很好的戏被删改了”,其中敏感人物的背景也被弱化。

好基友田壮壮遭禁拍后,估计对他震动不小。后来凯歌也就老实了。

拍《搜寻》时,交了15个剧本给15个人看,因为题材涉及电视台、媒体、网暴,比较敏感,好多单位都要过目。原著色调灰暗,拍的时候加入了不少人性温暖。拍《道士下山》时,王宝强的一段关键情感戏被删了,本来电影旁白出自“他儿子”,后来这个身份被拿掉。台词改了不少。

尽管如此,影片上映,还是有位道长发文“追究”。一向心高气傲的陈凯歌说:

“这样的更改还有很多,真是没办法的事情,对此,我很难过。”

陈导晃范儿那两年,也学会了逃避现实,非要去拍《吕布和貂蝉》这样的假历史剧。陈导啊陈导,你以为逃避现实主义就有用了吗?这部剧过剧本时的意见就把陈凯歌啐晕了,历经四次重大修改,最后更名《蝶舞天涯》,播出后被骂出翔来。现在去看演员阵容,你都不敢相信这是陈凯歌拍的。

1983年,陈凯歌跟着黄健中去重庆拍《二十六》,曾在火车上偶遇王朔的战友周大伟。当天,凯歌意气风发,手上拿着好莱坞电影期刊和路易斯·亨利·摩根的《古代社会》,侃侃而谈,还问了周老师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这给周老师留下深刻印象。《少年凯歌》一书出版,周立马买来看,并迅速做出论断:

在中国拍“十年题材”,没人拍得过陈凯歌。

1966年,14岁的陈凯歌在批斗活动中,狠狠地推了自己父亲一把,收获了旁人恶意的笑声。这件事对他影向非常大。所以你看程蝶衣在火堆前控诉段小楼,他拍得是多么深刻。特殊年代的经验、沉思,一直把陈导往厚重上引。周老师那个论断,至少有八成依据。

然而,当被问及《霸王别姬》,陈导微微一笑说,你看本来片子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都不想说了,你们老惦记这个。

最后陈导的态度的是:

“所谓‘时者,势也’,我只能说,时代的力量是大于个人的。”

生怕说多了,赶紧又圆了一句:

“咱们先过了‘工业’这关,题材上才有更好的选择,将来会有机会的。”

所以说嘛,香港的徐枫也是想瞎了心,怎么可能让陈导去拍《延安最后的口红》呢?当时新闻还说徐枫是找王菲当女主,也不知道写这报道的记者,是觉得王菲智商不够用,还是咱们看报的人脑子好糊弄。

听说严歌苓的《白蛇》也在陈导手上。

我看陈导还是先过“工业关”吧。

04.

别看凯歌怼李诚儒怼得人家一愣一愣的,有田导这个坏榜样,他也不敢到处放炮。当年新片上映,提及审改,陈导一直对领导们的关切表达了肯定,说从来没有为难过自己,只是最后如怨妇般地来了一句:

“无法百分百地去呈现我的电影,内心是真挺痛苦的,但我也没办法。”

也别说凯歌了,号称“站着把钱挣了”的姜老师又如何?当年《阳灿》上映前审片,搞得他浑身紧张,拎着一把斧子在院里溜达。审改意见让他把打架时的《国际歌》删了,弄得他头大。后来死缠烂打留住了。

《让子弹飞》上映前,董平说这是姜文的处男秀,别看他拍了那么多电影,真正跟市场上床,这是头一回。董老板给姜文打这么大个圆场,一定是忘了当初严重超支拍完《鬼子来了》后,姜文是怎么连个招呼没打就把拷贝送到戛纳去的。最后《鬼子来了》不让上,董老板只能卖给荷兰一家公司。

当年姜文没想怎么站着赚钱,只想着站着领奖了。前面禁拍七个,他愣是没往心里去。觉悟啊,大院子弟比起老谋子这种就是要差太多了。后来上面给了足够的理由,说历史立场不正,电影没有表达民众对小鬼子的仇恨,反而刻画了他们的愚昧。相关审改意见不知怎么泄露到网上,至今还能看到。

看完那些意见,网友们的评论是:

“姜文那点小聪明都被审片的人看穿了,真以为人家看不懂电影吗?”

禁拍五年后,姜文也就怂了。馀华的《许三观卖血记》被南韩人买下请他来拍,到底也没接,最后留给了河正宇。《一步之遥》临时取消首映,该删的删。后来记者问及审改,一向爱给记者上课的姜老师说:

“你不要戳我的伤口,好吗?我看你是善良的,不要戳我流血的伤口,这个是我最弱的方面,我没有这个本事。”

《让子弹飞》过度讨论,姜文说你们想多了。

电影里面,张麻子是这么说的:

“一个土匪碰上一个恶霸,这么简单个事,被你们弄得乱七八糟!”

就是对你们这些想多了的人说的。

05.

自初试啼声起,“第五代”导演们就际遇坎坷。当初张军钊和张艺谋等人立下军令状拍《一个和八个》,吓了影坛一跳。结果碰上“精神污染论”,被重点批判。幸好被胡燿邦及时叫停,改了107次才给上映。

吴子牛本来觉悟很高,结果拍了两部电影就错判局势了,非要去拍《鸽子树》。这部描写某战争的电影放映时都说好,最后的命运却是一个拷贝都没有,直接锁进陕西的国家电影仓库。从此,吴子牛也怂了,接下来拍《晚钟》生怕再犯错误。八一厂审片时门外布双岗,闹得他坐立不安。

好歹通过了,但有100多处要改,一改就是一年。这一年里,《红高粱》抢先一步送出去,拿了个金熊。第二年,《晚钟》才拿了银熊。

张黎学摄影出身,但一毕业就拍片了。很不幸,黎叔这个历史深度爱好者,两部电影《逃出罪恶世界》和《假大侠》都没上成。张黎一时心塞,回去干摄影。直到2003年,才靠《走向共和》翻身。

针对作品敏感的结局,黎叔后来说:

“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如果有机会重拍,我会拍得更容易叫人接受。”

人嘛,总要长大的。

不经过折磨、锻炼,他是长不大的。

你看同样态度缓和、意识到年少轻狂的,就有黄建新导演。当年《黑炮事件》要不是吴天明力保改了60多处,估计够悬。他拍《背靠背脸对脸》,至今在豆瓣上9.4的高分,仅比《霸王》低0.2比《活着》还高0.1。后经韩三爷赏识,长大后的黄导最拿得出手的作品,就是明星扎堆献礼片了。

周晓文心里肯定还是有怨念的。否则不至于上微博陈述当年《秦颂》的事。《秦颂》上映四天下线,被带去国外参赛,他没敢出席。到底哪儿出了问题,周导演也闹不清楚。第二年咬着牙拍《关于爱情的故事》,一部电影愣给改到了43分钟。周晓文到处求人,最后被大老板呛了一句名言。

估计周导看到同学们拿奖,心里委屈,认为自身能力没有匹配到足够的荣誉。所以拍《天龙八部》时,亲自出演了“扫地僧”。

不管怎么说,经历过特殊年代、感受过人性幽暗和巨大历史转折的第五代,对于个体、集体的命运有着远胜于其他代际创作者的思考。历史给了他们底蕴和机会,也给了他们迸发的才华。但拍到后面,大家都变得谨小慎微起来,为了一秒钟又一秒钟,费了老鼻子劲,不敢伸开手脚,还要挨知识分子骂。

都是时势使然。

责任编辑: 方寻  来源:宅少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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