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说第六代瞧不上它们呢。
这拨人上台，走的就不是正常路子。
1990年，张元拍《妈妈》，未经审批、私自筹钱20万，完成后才想起去西影厂买厂标。最后香港影评人舒琪托王家卫帮忙，把影片“走私”到国外电影节，几个拷贝满世界放，捧了一堆赞许回来。王小帅毕业后等了三年，没捞到一个执导机会，在墙上写下“镇静”两个大字。后来镇静不下去，学张元凑钱拍了《冬春的日子》，私自参展，被BBC选入电影诞生以来的百大佳片。
娄烨、管虎、章明等人，都迫不及待地开始独立拍片。第六代的艺术取向和对官方的无视，最终导致94年“七君子事件”。张元拍片当天，八一厂闻讯就把他借的设备收走了。他去找领导，领导不见他。
剧本不交上去过审，私自参加各类电影节，影片发行连个招呼都不打，在行事风格上，反叛的坏孩子比第五代放肆多了，根本不把官方放眼里。不怪人家一口气治七个，也是怕口子越开越大，以后都这么搞，那还了得？
贾科长比较倒霉，拍《小武》的时候，稀里糊涂就地下了。当时他就当一个学生习作，哪想到一鸣惊人。所以拍《站台》前，他是有心回归体制，安安心心等上映资格的。
拿他当时的念头来讲就是：
“这部电影不公映就没有意义。”
拿到投资后，贾科长北影、上影都找过人。田壮壮也帮了忙。当时剧本评语是“艺术上难得一见，政治上绝无问题”。结果前后等两年，检查也写不少，后来还是说拍不成。
贾科长写过一篇《迷茫记》，说1999年被叫去谈话，碰到一个第五代的文学策划跟领导说不能让《小武》这种电影流出去妨碍中国电影发展。后经网友推测，此君不是别人，正是给老张策划《活着》那位。难怪后来《黄金甲》上映，贾樟柯要跟张伟平撕逼。当年他是最瞧不上第五代这帮人的。
《站台》最终没拿到许可，贾科长一咬牙，还是地下了。电影在法国上映，满场喝彩，贾樟柯却说：“我只感到痛苦和空虚。”
2003年，第六代解禁。两年后，《世界》首映，贾樟柯激动得想流泪。而当初双方和解时，其中一位领导说：
“今天我们给你们解禁，但你们要明白，你们马上就会变成市场经济中的地下电影。”
到头来，还得说是领导眼光老辣。
后来第六代这拨人拍片，票房总是在几百万上下徘徊，坑了不少投资人。
贾科长是不缺钱的，拍《小武》的时候就赚了500万，后来做生意、卖版权，年年有进账。他自己都说嘛，要是做生意，说不定就是马云了。他是希望电影能公映。上《锵锵三人行》讲的原话是，这电影啊，也是十月怀胎，谁不想亲生儿子有个好归宿啊？《山河故人》上映时，看到片头龙标，整个影院在鼓掌。记者问贾科长对这个事怎么看，他说：
“电影谁看都行，谁爱看谁看。”
你看这话说的，还是像个赌气的孩子。
不但像孩子，还像个神婆。小时候贾樟柯跟着他妈赶庙会，看到过三个眼瞳异色的姑娘，他妈却看不见。贾樟柯觉得自己有点灵异体质。《天注定》过审前，他就预感会过。后来通过了，贾科长一脸自信地对媒体说：
“你看我说能过，它就能过吧？”
还是高兴得太早了。
2014年，巴西导演沃尔特给他拍传记片《汾阳小子贾樟柯》，片尾谈及此事，抽著烟沉默的贾科长，脸上顿时就不自信了。
你们这些青年啊，图样图乃一乌。
前辈们都已经替你们摸完石头了。
摆在眼前的作业，抄都不会抄。
07.
作家阿城问过他爸，著名电影美学理论家、文艺评论家钟惦棐老爷子，为什么每年总有几部影片出麻烦，而书就相对好点？
老爷子的回答是：
“电影是唯一能进中南海的艺术，唯其能进，所以麻烦。”
早在50年代，拍《荣誉属于谁》的成荫就吃过这个麻烦。电影拍出来都很满意，意识上紧跟官方脚步。不幸涉及中苏关系暗流，给停映了。搞得导演成荫检查越写越糊涂。后来《武训传》拍出来，各方盛赞，中途最高领袖亲自下场批判，直接大毒草。再到浩劫后的《苦恋》，电影上映后被找出各种影射，片尾的省略号被定性为“恶毒的六个炮”。
《武》被批后，导演孙瑜身心俱疲，后半生再没拍出什么满意的作品。主演赵丹一直觉得片中演技是自己从艺巅峰，但面对各方面压力，不得不否定自己。直到临终前，赵丹心里还是很不得劲儿，感叹说：
“那是我一生演得最好的角色，可惜啦。”
拍《苦》的彭宁也一样，之前他拍《瞬间》没让上。1981年拍《初夏的风》，再次没上。心灰意冷，干脆消失。倒是《初夏的风》里，有个刚到剧组当美工的年轻人，后来拓宽了戏路，为中国电影事业做了突出贡献。
这个人就是冯小刚。
比起“破窗而入”的第五代，“钻出地下”的第六代，冯导自称是在中国电影殿堂外面搭了个棚子。为搭这个棚子，吃的苦也不少。
1996年，他和王朔搞《狼狈不堪的生活》，景搭好了，临时接到电话，让拆。冯小刚去找韩三爷表忠心，说给点意见我们改。三爷说别想了，回去吧，改也没用。同时期，“好梦公司”的《月亮背面》《爸爸》也完蛋。后来冯小刚走哪儿投资人都避着他，搞得年近四十无比绝望，陷入抑郁。
88年米家山拍《顽主》，现在你去看那片子，那也是“台词尺度很大，主人公形象消极”，当时说让修改一些画面，米家山死活不改，磨著磨著还是给上了。
精明如王老师，肯定是错判了形势。以为《顽主》能上，《爸爸》还有不能上的？他当时还买了池莉的一个本子，准备捧徐静蕾的。《爸爸》完蛋后，王老师才看明白这演的是哪出，扭头去了大洋彼岸，让冯导好好活着。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冯小刚彻底放弃了他在《一地鸡毛》《月亮背面》里的人文追求和现实主义喟叹，一心一意拍起了娱乐片。
当然娱乐片也不是那么好拍的。
那年《天下无贼》，照原小说上写的，女贼是被傻根的善良感动，所以才帮他拿回钱的。第一稿剧本出来，冯小刚觉得假，说这个构不成人物动机，天下没有这样的贼。野夫写文章说，还是王老师给想了个办法，让女贼怀孕，去庙里烧香，表达一下我这辈子虽然走错路了但要让下一代从良的态度。
剧本第二稿送上去，局里批复说这个转变说服力不够，缺乏正面力量引导，需要加入警察戏份。第三稿再送，又说警察不突出，偷窃场面太多了。最后只好加强了警察的作用，把黎叔逮了，顺便删掉群贼斗技的戏。那些戏拍得很好，比较好莱坞商业化。
但害怕误导青少年，又给删了。
过审后，冯导特别诚恳地说：
“通过这件事，我特别希望尽早出台电影分级，好让电影人避免一些尴尬。”
一步一坎儿成为中国商业片先驱后，冯小刚逐渐拾起初心，开始往关注现实的路子上走。技术层面先不说，有这份心，那也比第五代强啊。尤其《一九四二》，一直是冯导的执念。2000年到2012年间，交了两次剧本，都没让过。2012年也是一波三折，后来没办法，为了过审，欠个人情，答应执导春晚。
剧本通过那晚，冯小刚喝了个烂醉。徐帆老师看着他，脑子愣了神：
“19年了啊，当年谈这个剧本，弄这个弄那个，一个个都是朝气蓬勃的。”
为了《一九四二》这个心结，冯导铆足了劲儿。结果票房扑街。没辙，只好再拉王老师写《私人订制》，给王中军把钱补上。剧本送上去，范伟演的那个“司机被腐蚀”的故事不让用。好说歹说才给通过。影片结尾，为了呼应《甲方乙方》那句“1997年就要过去了，我很怀念它”，冯导还给葛大爷写了一句“2013年就要过去了，我有点儿害怕”。
制片方看了说：
“你就别来这么一句了。”
《一九四二》拿年度导演奖，冯导上台，又呼吁分级和电影题材拓宽的问题。这段儿没播。关于这两件事，他不是第一次着急了。
从拍《大腕》起，就聊这个。2011年、2014年政协开会都交过提案。一是说对创作内容扣大帽子的太多，一个舆情、一个恶搞就能毁掉一部电影，电影播出还被上纲上线，比如说《集结号》宣传“炮灰论”和《唐山大地震》发国难财；二是说好多题材不敢碰，大家都回避现实，最后为了过审，一窝蜂去弄古代的东西，久而久之，电影内容缺乏张力。
“只给一个意见叫‘消极’或‘敏感’。一消极，就有理由把你‘枪毙’了。”
冯导赚钱归赚钱，话还是很诚恳：
“作为一个导演，我们正经历著民族复兴的大时代，近些年来，没能够拍出几部记录这个时代深刻变革的作品，我们是有愧于心的。”
徐帆老师说，冯导看完陈道明《喜剧的忧伤》，回家气得把茶缸子砸了一地。
这么一看，第五代的脾气真是好多了。
08.
跟冯导一样操心的，还有谢飞导演。
谢导早年拍了很多名片，什么《香魂女》《本命年》。2000年拍《益西卓玛》涉及诸多问题，剧本老通不过，改了又改。折腾大半年，后来还是没上，连投资方央视电影频道也没给播。谢导很生气，说电影不拍了。此后谢导的很大一个工作就是呼吁电影分级和放宽题材，希望给创作者们更多空间。
据崔永元说，谢晋导演给他录过一段口述史，里面提到一句话，说每一代导演都有责任拓宽电影题材的领域。当年谢晋拍《牧马人》《芙蓉镇》，从剧本到拍摄，阻力重重，后来双方坦诚交涉，也都给上了。
你看同样都姓谢，结局就很不同。
多年来，呼吁分级和给出具体审改依据，一直是中国电影从业者心头惦念的事。早在2000年，巩俐就聊这个，一直没下文。令创作者头痛的，是这里面话术太笼统，审改标准太含糊，令导演们摸不着头脑。
王小帅《十七岁的单车》没上，一直没说具体原因，后被传是拍了太多北京脏乱差的胡同；张杨《爱情麻辣烫》里不让两个中学生单独在车棚说话，因为未成年不能这样身处不明亮的角落；《无人区》是说人物负面、艺术设定不合理；《长大成人》也没具体意见，反复打回去改；《紫蝴蝶》里面，说不能让刘烨拿枪指著章子怡，因为“中国人不杀中国人”；《浮城谜事》里面，秦昊杀人敲脑袋不能超过三下，太暴力，必须画面淡出处理。
可有时候，有的片子里面脏话连篇、血光飞溅或者弄一些低俗的情色擦边桥段似乎又给上了。连《逐梦演艺圈》这种玩意儿它都能…
所以导演们有时拿到意见也是一脸懵逼。
当然有些意见还是题材宽度的范畴。比如芦苇给陈可辛写的《等待》涉及军婚，最后就没拍成。《光荣的愤怒》等了很久才进影院，不然吴刚和王砚辉可能早就火了。《疯狂的石头》爆红后，还有单位不满对警察的描写，觉得力度不够，实际上早期剧本里人物关系更加灰暗。《南京！南京！》本子递了四年，前后好几个导演申请该题材，陆川是“先斩后奏”，先把剧组搭起来，才拿到了许可证。
说白了，导演们一不愿意给人添麻烦，二不想给自己找麻烦。只是有时候，剧本写完拍了确实不知道怎么个改法儿，改的道理在哪儿。
关于电影分级，上方并不是没有过行动。
1989年5月1日，广电曾明确提出，根据分级制，涉及某些情节的影片一律“少儿不宜观看”。办法试行一年，先看效果。结果某刊发表《电影分级制出台前后》，配图是《红高粱》里姜文俯视高粱地中的巩俐和和有裸露镜头的《疯狂的代价》剧照，还有影院，把“少儿不宜”弄到海报上做噱头宣传。
这一乱搞，分级就停了。
2003年，电影局力推改革，下放审改权限，希望推出利于创作的条款。嘉兴导演年会上冯导呼吁分级，时任吴副局长回应说：
“早在非典前，我们电影局就此开了研讨会，就分级一事，组织了高法、高检、妇联、军队、公安等多家单位在内相关人士进行探讨，绝大部分人同意电影分级制度。大家认为只有分级才能切实保护未成年人，这也符合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法规。”
办事的人也是想办事的，都知道暴力、血腥或特殊场景对青少年不好，当时副局长都说了会考虑16岁这条线了。结果没几天，又有猪队友瞎传，说以后是不是“三级片”也能上了？随后，《大鸿米店》里几秒钟的情欲镜头被大肆炒作，被冠以“中国第一部分级片”，严重影向了分级出台的进程。不但电影又一次失去了公映机会，分级制也随之不了了之。
《大鸿米店》是95年拍的，导演叫黄健中。当年就是他带著陈凯歌去重庆的。2003年，张艺谋刚刚转型，拍出了《英雄》。
紧接着，陈凯歌也拍《无极》去了。
李诚儒说自己不敢看，凯歌说：
“你是沉浸在过去时代中间的、感受过去时代夕阳的——老艺人。”
09.
最后还是聊回《一秒钟》。
总得来说，老谋子的底蕴还在。拍这一类的电影，到底是第五代们的拿手好戏。整个电影看下来，情绪是能勾住人的。
拉开整支导演队伍，张艺谋的画面依然是吊打很多人的存在。不过整体观感，多少有些匠气，少了当初那份生猛，多了几分苍凉。《一秒钟》的戏份删改，非常有意思，它一方面在隐喻昨日，一方面又是自身遭际。最有趣的是，张九声女儿那一秒钟被范电影剪下来，又跟“删减”这个词呼应了。
冯小刚们苦苦追索的问题，只能且听下回分解。你看税务风波后，冯导都不怎么发微博怼人了。不过也没什么，有时候，看电影，就像一场智力游戏。当年海明威写《白象似的群山》，很多人读了都在猜什么意思。
几番解读后，这部短篇小说最后成了“冰山理论”的代表作，影向一代作家。
别看大家一提“技术原因”就瞎嚷嚷。
搞不好我们以后能有个“冰山派”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