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保卫局是一九三一年春，中共效仿苏联秘密警察“契卡”，在中共苏区设立的专事政治镇压的专政机构。它负有监视全体党员、人民与所有高级干部之责。有权随时拘捕、审讯、与处决每一个被认为有反革命嫌疑的人。除了党的高级人员，须要报告中央政治局审查议决外，中下级干部及普通平民的处决，根本不须要任何机关的核准。
据后来脱离中共的红军高级将领龚楚在《龚楚回忆录》中披露，政治保卫局逮捕人民或干部，大多在夜间，执行时往往不说明理由，第一句话便是：“保卫局请你去问话”。说完便把人带走，反抗是绝不可能的事。被传去问话的人，多数是从此失踪了。失踪的人绝不会宣布任何罪状或透露任何消息。
国家政治保卫局就像一条绞索，套在苏区每一个人民和干部的颈上，它高兴时，可以让你在圈子内多活几天，不高兴时只要将绞绳收紧，便要你的命。它又像一个恐怖的魔影，时时刻刻跟随着你，使你由出生到死亡，始终在它的控制之中。
1934年6月中旬，国军的第五次围剿令中共军队严重受挫。在这种形势下，中共最高领导层决定突围。为了保证突围时没有逃跑及投降之类事件，周恩来下令政治保卫局进行大规模整肃，对其不信任的红军官兵和老弱病残进行予以清除。这一时期，被政治保卫局撤职审查的干部士兵多达数千人，以至于不得不在瑞金附近设立十多个收容所。
收容所其实就是变相的集中营。到收容所的干部，经过了所长的登记，便有住、有食，还可在附近行动，但不能离开指定范围。他们表面上很自由，住的附近虽无红军驻守，但外围就不同了，重重叠叠的赤卫军、少先队守在路口，没有苏维埃政府的路条是不准通行的。
为了处置这一大批被指为“动摇”的干部，和少数残余的“反动阶级”，政治保卫局在瑞金北与云都边界的大山丛中选择了一个山深林密的山腹，设立了一个特别军事法庭。离开法庭一百五十码，有一条二丈多宽的山涧，涧上有一小木桥，桥下乱石纵横，荆棘丛生，距离桥面有二丈多深，人在桥上过，就觉得胆战心寒，恐怖万状，这条冷辟的山径，平日就很少行人，这时已全部封锁，特别军事法庭设置好了，并在不远的山麓，挖了一条大坑，那些在收容所里被撤职的干部、动摇分子、反动阶级，便三个五个，一群两群的被送到特别法庭去审讯；但与其说是审讯，不如说是宣判，因为审讯时，手续非常简单，只要点了名，便对犯人宣布：“你犯了严重的反革命错误，革命队伍里不能容许你，现在送你回去”。说完，便由背着大刀的刽子手，押着犯人到预先挖好的大坑边，一刀结果了性命，跟着飞起一脚将尸首踢落土坑之中，随便的扒些坑土将尸体掩盖住，便算了事。另外一种最惨酷的死刑，便是要犯人自己挖坑，挖好后就对他一刀杀掉，或者将犯人推落坑去活埋，这种残酷的历史性大屠杀，直到红军主力突围西窜一个月后，才告结束，后来国军进入苏区几个月之后，中共所制造的超历史残酷的大屠杀才为人所发现，“万人坑”这一恐怖的名词，始为苏区以外的人所知，其实区内的人民，早已闻之战栗了！
《龚楚回忆录》还披露，红军撤退或在白区长途行军时，必派出由政治保卫局人员组成的收容队与后卫警戒部队同行，落伍官兵如无法抬运，“便毫不留情地击毙”，以免被俘泄密。红军中除了政委与政治部主任，各级长官不仅不知道政治保卫局的卧底，而且不知道身边警卫多数都是经过“政治保卫局”培训的特务，时刻监视，随时可对自己“动手”。百色暴动主要领导人、中共红七军军长李明瑞，就是被跟随多年的心腹卫士林某击毙的，林某就是奉政治保卫局之命监视李明瑞的特务。
这一时期被政治保卫局“肃”的红军高干还有红五军团总指挥季振同。季乃1932年1月1日宁都暴动的主要领导人，带着26路军两万余人及众多弹械投红，出任红五军团总指挥。仅仅因为与参谋长赵博生（中共党员）在人事安排上有所龃龉，同年6月即以“读书”为名予以软禁，10月与部下另一将领黄宗岳同时被杀。
这些消息传开后，不但中共中下级干部终日忧惧，高级干部也人人自危，整日被恐怖的气氛所笼罩。其实，就是在政治保卫局内部也互监互督，没有人受到绝对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