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夏我的日记里还记着：
‘余英时教授八月一日在睡梦中辞世，享年九十一岁。余太太晨起发现，叫来两个女儿和东亚系的人，悄悄下葬于普镇已有的余父母之墓旁，八月四日才通知香港陈方正，台湾中研院发讣告，大陆比我们北美先看到，孔捷生接徐晓询问才来问我，只问打电话给余府没有？他说他打过，余太太接的，只说了一句“睡了”就挂断，我未打通。第二天我约王丹、康正果、胡平，借《光传媒》平台追思余先生一番，我谈得涕泗纵横……’
忌日一年后，这次与陈奎德再追怀余先生，我谈了四点：
一、与绵长历史中人类活的生命接榫
在中国学社，我跟余先生余太太接触最多，也是因为我们出了车祸，他们夫妇抢救傅莉、帮助我们，真是恩重如山。然而更重要的是，余先生教会我如何求援于人世的精神力量，去走出困境，这份精神财富，真是用之不竭、取之不尽。
车祸后我被崩溃感笼照，已有年余，前景一片空白，又求神求佛都不应。一九九四年夏季，有一天余英时先生叫我去他府上，他刚从台湾回来。先生为我指点迷津：人的困境只能求援于人世的精神力量，那蕴藏在文化传统中的无数先人积累的巨大资源，唯此方能超越有限的此生，与绵长的人类活的生命接榫。这种活的生命，也只隐然昭示在极少数被现代人所不屑一顾的"文化遗民"的踪迹里。
两年后，余先生又相送《后世相知或有缘》、《陈寅恪与儒学实践》两件手稿的覆印件，那是一九九六年夏天，他也是刚从台北回来，其中《陈寅恪与儒学实践》便"完稿于台北旅次"。近乎墨新书香的两件文字，令我回家连夜读得如饥似渴，惊叹不已：一是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犹如一次"史学重构"，完全印证了余英时八十年代初对陈诗的释证，恐为当今仅见的学术奇迹；
二是，该书收录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之于俗啼之桎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当箭牌；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诗，他做李商隐也好。我的碑文已流传出去，不会烟没。”
这种气概，余先生称之为"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知识阶层史上一篇别开生面的大文字"，至今，它仍有石破天惊之效。
那次在余府我又同余先生谈了近六个小时，旁及人生和学术诸多话题。先生说我：你静心修练几年，会成完全另外一个人。他说，为中国忧虑的人常常会遭遇大不幸。你要从困境中摆脱出来，跳出来你才更理智清醒，缠在里面不好。要有长期准备了，也许是一辈子没有尽头的，从最坏处着眼，期望不要过高，你才不至总被失望击倒。去同历史上的优秀人物接通心灵，充实自己。陈寅恪四九年后就是在极度的悲苦中只写心史的。我想谈陈寅恪，先生则对我谈了很多粱启超，他说，超越自己的过去不容易，梁启超就是靠接受新知不断超越自己，后来康有为都说"我不如卓如"。
我觉得，这份精神财富，也是余先生研究考证陈寅恪当中发掘出来的，他发掘“文化遗民”，提出“文化气节”，也通过洞穿历史，寻找人的永恒精神，这是他关于“士与中国文化”、“士与现代知识人”的系列研究的一个新的拓展。
二、中国读书人的耻辱史
关于"天地闭，贤人隐"，2000年底我有一则日记写道：
‘余英时为文称八九年以来是"天地闭、贤人隐的十年"，此句出自《易经》，他说此话如今只对那些不识时务的知识人才有意义；在早已无"神"的"神州"，知识分子被"先锋队"视为"乱源"，"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陈寅恪1953年的诗句覆见于新千禧年伊始之际，这不是"天地闭、贤人隐"又是什么？（“天地闭，贤人隐”的十年〉，《二十一世纪双月刊》，第61期（2010年10月号）：页36-38。’
余先生在另一处也曾非常感叹地指出，从1989年的民运之后，由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快速提升至全球大国的地位，使得中国这个“神州”出现了千古未有的“盛世”。然而，正因为这个因素，使得这个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快速地成为“识时务”的俊杰，拒绝对当前政局提出批判，不再替底层百姓请命。因此，他借用易经当中的“天地闭，贤人隐”来形容当时的处境（注4）。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噤声，是令人感叹的事情，但这也与统治政权统治策略奏效有关。
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不但在经济实力上持续增加，其在全球的政治和军事等影响力也与日俱增。余英时先生多年前忧心的现象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有日益严重的趋势。
中国发生地变天荒之际，读书人所预感的栋梁摧折﹑家国兴亡，以1949年为最后界限，在此前后大多"乘桴浮于海"了。留下来的人面对的"当世之巨变"，不只是财产剥夺﹑政治清算，更要接受洗脑换心的一套阉割手术，陈寅恪称之为“改男造女”。如果分析一下当时的史料，你会惊讶的发现，其实毛泽东并未遇到太大的阻力，他甚至不必效仿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就取胜了。这原因就是陈寅恪诗中形容的“涂脂抹粉厚几许，欲改衰翁为姹女”，即最著名的大知识分子们竟是群体性的向马克思主义一边倒，其中又很少不是留过洋的学者教授作家。中共这个暴力集团征服神洲，一半靠的是知识界的自动缴械，并以其知识的权威协助毛泽东把他的假马克思主义立为国教，虽然所有人后来都未能逃脱重重劫难。
这是一段中国读书人的耻辱史，对它作纯粹政治性指责和道德非难，不是一个有欠公允的问题，而是回避了更本质的东西，即他们的作为将如何面对他们信奉的知识﹑价值系统及其背后支撑著的人类文明，这就是底线。
三、文化气节
余先生对历史洞穿，也反映在他对当代中国的彻底透视。他从年轻时代在香港写政论、到哈佛读书、教书，以至后来教书，从未间断以政论文字分析时政、批评中国政治，当然也包括批评毛泽东和中共制度，其中也包括他对西方汉学界左倾、误读中国和中共的犀利批评，比如他对费正清中国论述的清理，那是对汉学界和美国外交界影响至深的一套话语。
然而，余先生更是在私人层面对这个恶制度保持了一种文化气节。
有一年感恩节前陈淑平告诉我，余先生的表妹张先玲，儿子王楠被子弹打死在天安门广场的一个母亲，要来美国探亲了，他们约在华盛顿见一面。节后余先生来电话：
‘五十多年前我在他们家住过一年，对她还有一点模糊印象，他们桐城张家，出过两个宰相的。’
秋天他从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访问归来，我们在电话上聊起大陆暴富风景，他说他对民主制度在中国，短期内已不做预想，我估计他的失望也包括近来台湾的乱局，那么我问他，难道中共就此稳坐下去了？“我想，大概要等那一代人都走完了才行，就像苏联，恐怕是要七十年的，放心，你是可以看到的，我则看不到了……。”他说。
去年深秋，有人从国内，带来一套"余氏老宅"的照片给我，据说，安徽潜山的余氏老宅，现已定名为"余英时故居"，作为当地旅游资源而整修装潢一新，照片可见于故居正堂上高悬"五世同堂、七叶衍祥"匾额，乃乾隆御赐；另有一间屋子上悬挂"余英时主卧室"字样。这就是余先生文墨中常常写到的"潜山县官庄乡"：
‘在群山环抱之中，既贫困又闭塞，和外面的现代世界是完全隔离的。官庄没有任何现代的设备，如电灯、自来水、汽车，人民过的仍然是原始的农村生活"，"我的八、九年乡居使我相当彻底地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中，而由生活体验中得来的直觉了解对我以后研究中国历史与思想有很大的帮助。’（《我走过的路》）
余英时从那个山乡走出来，再也没有回头。聊天时他曾跟我说，1978年他曾随美国学术代表团访华，看到的是"城郭如旧人民非"，他发誓不再踏上那块土地。记得1993年秋我们在水牛城出了车祸，余先生余太太搭火车赶来，我把余先生从病房拉到外面，哭着说"我想带傅莉回国去"，他很诧异我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念头："共产党会那么仁慈吗？"整整二十后，2003年春我父亲癌症病危，中共就拒绝给我回国签证。这个时间长度，显示了一种洞穿力，至今中国人中鲜少具备它。
"我是1950年从罗湖桥走出大陆的。"有一次也是聊天中余先生说。一个皖南青年，从那山乡走出来，在改朝换代之惨烈变局中，极偶然地逸出中国本土的大崩坏，先香港后美国，经西方教育系统训练，造就成为当今中国人文第一人。
四、儒家真道
2006年底余英时获克鲁格奖。余英时的眼光，实非眼下一般中国学人所能比肩者，在于他视此奖为"西方社会如今更平等的看待中国这种古老文化"、"是真正有兴趣脱离'西方为中心'的思维"，这种虚怀若谷，乃儒家真道，他的感言也是对中国传统的一次重估：
第一、中国传统是"转轴时代的原创超越"；
第二、在与早期印度佛学和晚近西学的比较中认识中国传统，摈弃"中国中心主义"；
第三、中国的"朝代循环"不似西方模式；
第四、中西文化、价值的重叠、共识多于对抗。
这么高屋建瓴的概括，中国学人中无第二人可为，其支撑不仅在学养，更在心胸气度，即一种态度，从余的身手可以看出，中国文化失落的更是一种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