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的撰稿人王友群博士（新唐人电视台提供）
据大纪元退党网站统计，至2022年8月3日，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简称三退）的人数已突破四亿。
这是一件对当代中国、当代世界都有重大影响的大事。
但是，可能还有不少人会问：为什么必须退出中共党、团、队？
因为中共是一个假、恶、斗、反天、反地、反人类、反神佛的邪教。大纪元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对此作了系统的阐述。
关于中共假、恶、斗的本质，此前，我曾多次谈到过，这里，再结合我个人的亲身经历，谈一谈这个问题。
我是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的法学博士。
我的导师高放教授，被称为中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被前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赵曜，誉为当代中国“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家；曾经是中国三十多所高等院校的兼职教授或讲座教授；获得过国务院颁发的“为发展高等教育做出突出贡献”证书；担任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等职务；退休后，被中国人民大学授予“荣誉一级教授”。
高放教授曾在中央党校给时任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上过课。
我博士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工作，是中纪委监察部招收的第一批三个博士中的一个。
我修炼法轮功的有关情况
我是从1995年5月3日开始修炼法轮功的。
修炼法轮功之后，我的工作勤勤恳恳，认认真真，深得中纪委监察部领导的信任。
曾执笔撰写过《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国纪检监察报》评论员文章，《求是》杂志特约专题文章，《党建研究》特约专题文章，《十五大报告辅导读本》中的有关文章；参与了“九五”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的党风廉政建设”的研究。该课题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
我是中共“党内监督条例”起草小组成员之一；参与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纪委监察部有关反腐败法规的起草、制定、宣传工作；是中共“廉政准则”、“党员权力保障条例（试行）”、“收入申报”等规定的释义者之一；多次参与中纪委全会的文字工作；参加过与美国监察长代表团的会谈；执笔起草过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不再经商的通知”等；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尉健行的撰稿人之一。
在1999年4月25日万名法轮功学员到中南海上访前五个月，1998年11月，我在与尉健行共进午餐时，亲手将135名法轮功学员联名向江泽民反映法轮功问题的信，我写给尉健行反映法轮功问题的信，以及十多名留学美国的博士写的《海外学子的心声》，送交到尉健行手上。尉健行看过后，将这三份材料交给时任中纪委副秘书长彭吉龙。
直到1999年4.25事件发生时，尉健行从来没有就我修炼法轮功批评过我一句。直到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作出取缔法轮功的决策之日，尉健行从来没有禁止我修炼法轮功。
7.20之前，我所在的党小组、党支部、党总支，没有召开一次会议，就我修炼法轮功，批评过我一句。
我给江泽民写信
1999年4.25事件当晚，此前长达七年从来没有对法轮功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细致调查研究的中共党政军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在写给中共政治局常委的信中，居然得出了必须“战胜法轮功”的结论。
1999年4月29日左右，中纪委监察部领导向我传达了江泽民的信。我听完传达后的第一反应是，江泽民可能不了解法轮功的真实情况。
1999年5月7日，作为一名中纪委监察部官员，同时又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我本着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根据我修炼法轮功四年多的亲身经历，以及我听到、看到的国内外法轮功修炼者的心得体会，写了致江泽民的信《法轮大法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5月8日，以挂号信方式，寄给江泽民。就法轮功问题，向江泽民讲了真话。
但是，当时的江泽民，根本听不进关于法轮功的任何真话，一意孤行，非要镇压法轮功不可。
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动用全部国家机器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
我被开除党籍
1999年7.20当天，我被中纪委监察部、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武警总队组成的专案组“隔离审查”。
1999年7月26日，我被“隔离审查”的第六天，被开除党籍。我可能是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之后全党第一个被开除党籍的党员领导干部。
我被“隔离审查”四个半月、135天。
专案组经过内查外调：没有发现我有1分钱的经济问题；没有发现我的本职工作有任何违纪违法问题；也没有发现我有任何不正当男女关系问题。我唯一的问题是写了致江泽民的信，就法轮功问题，表达了跟江相反的观点。
我之所以给江泽民写信，重要原因之一是，修炼法轮功的四年多，是到那时为止我有生以来各方面表现最好的四年多。
就身体而言：我没有花中纪委监察部1分钱医药费，身体状况良好。
就工作而言：我的良好表现有目共睹。直到1999年4.25事件发生前九天，我还参与了尉健行在全国纪检监察法规工作会议上讲话的起草。
就作风而言：在当代中共官场存在的最普遍的两大腐败问题——贪财、好色上，我按照法轮功的要求，做到了最好——不贪1分钱的不义之财，不好半分的色。
但是，就在我修炼法轮功后各方面表现最好时期，仅因我就法轮功问题向江泽民讲了真话，我竟然受到开除党籍的党内最高处分和辞退的行政处理。
据我了解，尉健行在处理我的问题上，受到了来自江泽民的巨大压力。
在中纪委常委会讨论对我的处分决定时，有人提出，除了要开除王友群的党籍外，还要给予王友群行政降级处分，但被尉健行挡住了。尉健行说：“降什么降？他一个博士，到哪里至少是个副处级。”
我请江泽民依法查处泄露总参绝密文件问题
2001年12月，我到北京广播学院（已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新闻传播编辑室工作。
由于有1999年7.20以来受迫害的经历，在工作中，我不得不小心谨慎，尽力避免犯政治错误。
在审读《21世纪第一场战争》这部书稿时，我发现书稿中存在泄露总参绝密文件等问题。
鉴于中纪委监察部第七室副局级官员、法轮功学员葛秀兰，因所谓泄露绝密文件问题，被“隔离审查”四个多月，受到开除党籍、行政降两级、被迫提前退休、被全国各大媒体公开点名批判的严厉惩罚，对于泄露总参绝密文件等问题，我不得不严肃认真对待。
我在“审稿意见”中提出，在泄露总参绝密文件等问题查清楚之前，本书暂不宜出版。
但是，社长蔡翔为了照顾关系，非要出版这本书不可。
我坚持“按原则办事”，蔡翔坚持“按关系办事”。因为我在原则问题上不让步，2003年8月1日，蔡翔一气之下，将我“辞聘”回家，非法剥夺了我的工作权。
就蔡翔因为我在泄露总参绝密文件等问题上坚持原则非法剥夺我的工作权问题，从2003年8月1日起，我给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寄了许多挂号信，请求江依法查处泄露总参绝密文件等问题，依法维护我的工作权。
泄露总参绝密文件问题，毫无疑问，属于涉及中共军队最高层的重大政治和法律问题。
这是时任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职权范围内的事，是江应该管、必须管、能够管的事。
江泽民在《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中指出：“我们的高级干部，首先是省委书记、省长和部长，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一定要讲政治。我这里所说的政治，包括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在政治问题上，一定要头脑清醒。”
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说：“领导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模范地遵纪守法”。
从2003年8月1日起，我在寄给江泽民的信中，反复引用江的原话，反复引用“保密法”等法律法规的明文规定，请江按他自己说的话办事。
但是，无论我给江寄了多少封信，多长时间的信，措辞多么尖锐、激烈的信，江全都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口口声声要求高级干部“一定要讲政治”、“在政治问题上，一定要头脑清醒”的江泽民，面对我摆在他面前的重大政治和法律问题，却完全变成另一幅嘴脸——麻木不仁、昏睡不醒，不辨“政治方向”，丧失“政治立场”，丢弃“政治观点”，不讲“政治纪律”，毫无“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带头不“遵纪守法”，将他自己公开讲的话，全到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江对待我长时间接连不断向他反映泄露总参绝密文件问题的态度，概括起来，就是十四个字：死猪不怕开水烫，我是流氓我怕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