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用做秀“洗脑”的办法，改变青年人固有的思想模式，把我们一个一个制造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就像兵工厂用最好的钢铁制造枪炮一样，然后去为新生政权拼杀，消灭前进道路上的敌人。
所谓“联系实际，刺刀见红”，就是要和养育过自己的父母划清界限，揭发他们剥削工农、压迫人民的罪恶行为，向富有家庭开战。
我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三代贫穷袓辈受苦，对旧社会没有什么留恋。可那些学生哥、学生妹，就不行了。他们出生有钱人家，自幼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父母不是地主，便是资本家，不是官僚，便是豪绅，有着说不清的原罪。于是，人人都得把自己家庭、父母、亲戚痛骂一番，不然就划不清界线。只能狠狠地骂，狠狠地批，管他爹不爹，娘不娘。就这样将人伦道德践踏为粪土。
罗铁夹首先带头检查，语调极其诚恳悲痛地说：“我家三代富有，自我生下地就有奶妈照料，全家十几口人都过着穿金戴银的糜烂生活，吃的用的那一样不是劳动人民的血汗？现在我才知道，我真正‘父母’是劳动人民，没有他们我怎么能读书上学，今天怎么能坐在这里？今后我决心跟党走，回报劳动人民，把一切献给革命！”
百灵鸟更是煞有介事，抹着眼泪说：“我爸爸比周剥皮还狠，，妈妈比黄世仁还毒，他们只管自己赚钱，成天逼着工人没日没夜地干活，可笑的是她还吃斋信佛呢！我现在才知道，家里每个铜板都沾满劳动人民的血汗，我的每个毛孔都烙下剥削二字，感谢党使我明白了做人的真理，感谢毛主席给了我们金色的前程。”
陈聋子老爸当过国民党团长，他的批判更为彻底：说“我出生在一个反动军官家庭，父亲先后娶了三个老婆，他仍不满足，后来又去霸占一个良家妇女，还不准别人生小孩（我至今也不明白，莫非国民党那时就有避孕药物或计划生育）。他参加过进攻革命圣地延安，犯有滔天罪恶。现在他随蒋介石跑到台湾去了，我一定追随毛主席打到台湾去，把他捉拿归案，交给人民公审。如果党同意，我一定亲手毙了他。”
最高潮最感人也是最精彩的一幕，是玉观音的揭发控诉。她一字一泪泣不成声说：“我父亲是遂宁县一个伪乡长，还是这个乡的袍哥大爷。他一生一世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想抓谁就抓谁，想杀谁就杀谁，先后霸占了十多个良家妇女当老婆，我妈也是霸占来的。我十七岁那年的一个晚上，妈回娘家去了，我一人在家，想不到他喝醉了酒竟然跑到我房间里强奸了我……”说到这里用手绢捂住脸，呜，鸣，鸣，哭泣不停，会场里也一片哇哇的哭诉声。
于是，旧有的道德礼教，全成了虚伪东西，人们不再相信崇敬，代之而起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即所谓世界观、人生观来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牢牢扎根在我们脑海里。
我听了这些检查、揭发、控诉的发言，十分迷惘，怎么过去不知道有这些事情呢？有钱人的家竟这么卑鄙龌龊，丧尽天良。我庆幸自已出身穷人家庭，难怪我们是领导阶级啊！从此，有了优越感，对出身有钱人家的子弟，有了天生的看不起，认为他们不如我们劳动人民清白洁净，从头到脚都是血污。在那个学习阶段，大家茶不思，饭不想，不唱歌跳舞，连走路也没精神。现如今才知道，这是中了共产党的“洗脑”之术。用狼奶哺乳我们年青纯真的生命，掏走了原有的思想情感，把我们变成了一条一条的恶狼，扑向社会，扑向人类……
哭过了，嚎过了，伤心过了，大家感情逐渐逐渐平静下来。花园、厅房、绿地，又有了歌声、笑声、欢乐声。不几天学习进入最后一个阶段：检查总结收获，向党和组织交代一切。也叫“刺刀见红”的阶段，即人人必须从八岁起，如实向党和毛主席作交代检查：在什么地方上小学、中学、大学，证明人是谁？参加过什么组织（进步的和反动的）没有？家庭情况（主要是经济收入）和社会关系（父母和主要亲属以及兄、姐、妹、弟）他们现在的情况？细致明白，滴水不漏。
在这之前干训班林主任亲自出马，向我们作动员报告。他极其平静真诚地说：“同学们，现在是你们向党和毛主席交心的时候了，也是你们靠拢组织的时候。正因为你们相信党、相信毛主席，才投身革命，献身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那么就必须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党交给毛主席，决不能隐瞒埋伏或者说小不说大，说现象不说本质，一定要痛痛快快洗个澡，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不要怕？又有什么怕的？纵然参加过国民党特务组织，甚至做过对不起人民、对不起革命的事情，也与你们无关呀！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旧社会的罪恶。从那个黑色肮脏污浊染缸里爬出来的人，有什么清白可言？有，不怪，没有，才怪哩！我就参加过国民党，还在蒋介石反动派手下做过事，可我参加革命后主动向党和毛主席作了交代，组织不是照样相信我吗？不照样是你们的林主任吗！”
他的动员报告十分生动精彩，使不少人感动得热泪盈眶。听众的学员中，有人突然喊出：
“向林主任学习！向党和毛主席交出一切。”
散会后回到组上，大家用了三天时间讨论林主任的动员报告，纷纷表示要向党和毛主席交代自己的一切！不怕脏、不怕丑、不怕坏，只要主动坦白交代，就是光荣。办法是各人先在会上自我坦白交代，然后写成书面材料，经小组讨论通过，再交给组织。
交代的内容可谓五花八门，精彩异常！
罗铁夹在检查中说：“由于我出身剥削阶级，自幼受着不良影响，在高中一年级时就常犯手淫。”
我年纪小，不知道什么叫“手淫”，便瞪大着一双眼睛问陈聋子：“水银？是不是那掉在地上，一颗一颗的像钢珠球的东西？”
大家听后前仰后合地笑起来，我越发莫名其妙，赶紧说：“水银与剥削阶级有什么关系吗？”
陈聋子不得不出面制止我：“黄牛，我下来告诉你好么？”也许，这样的事在今天不会有人相信，但那时的我们，就是单纯得像一张白纸，涂什么颜色就是什么颜色。
如果说罗铁夹的检查交代接触到“灵魂”，百灵鸟的检查交代就更神了。她低着头，红着脸，极不好意思说：“其实我们女生比男生更坏，我们七八个女同学同住一间校舍，晚上下了自习，校监把门一锁，这下便是我们的天地了。那个比我大一岁的王姐，便跑到床上来摸我，先是胸部，后是下面，开初我拒绝，后来觉得挺舒服，我也这样去摸人家……”
陈聋子悄悄地告我，这叫“同性恋”。“同性恋”在今天已不是一种耻辱，西方民主国家里，还有“同性恋者协会”，同性恋者家庭。可在那时真是丢人现眼的事。这些又脏、又丑、又坏的事，放在当今，绝没有一个男女青年，会在众目睽睽下告诉第三者或领导，我想纵使是爹妈也不会说吧？现在若有这样坦诚的人，不被骂成是疯子也是神经病。那时却有许许多多的疯子、神经病！你相信吗？这就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年轻人有过的“风流历史”。
梦觉、玉观音、满天星虽未谈出这些脏东西，却另有别开生面的奇文。梦觉说，他父亲是个医院院长，母亲没生育，因家里有钱是借别人肚子生下的他，他从未见过生母只知是个农村姑娘。玉观音说，他妈是个妓女，所以自幼受欺负，在家里没有地位。满天星交代她自幼悲观，偷吸过父母的鸦片烟。陈聋子还交代他偷看过家里丫环洗澡。奇奇怪怪，闻所未闻。
这也难怪，他（她）所接受的教育，都是传统的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个个纯洁得像块水晶玻璃，玲珑剔透，光洁无瑕，从不知社会的险恶与卑鄙，更不知毛泽东为我们设下了一个一个的陷阱。
当共产党掌握到这些“钢鞭材料”后，今后在工作中只要发现你不听话，便从档案中翻出来，打击你，置你于死地。后来听说百灵鸟在单位里，因不喜欢自己的顶头上司（一个晋区来的又丑又粗的老干部）死追，因而在1957年反右中被划成右派，她不服，组织上便祭起这份历史材料作为“法宝”，说她自幼就是个“女流氓”，因而羞辱自杀。
大家除了交代检查这些生活作风问题外，干训班领导更需要的当然是与政治有关的历史问题，姜海鲜在这方面作了突破。他说，他在诚成中学读高中时，在进步人士的带领下参加过4.27“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1949年4月27日，成都全市七学生发起反对省主席王陵基的大游行）。他在人群中呼口号声音特大，与宪兵、警察抗争吵得最厉害，引起国民党特务注意，不久被秘密逮捕，囚于将军衙门政治监狱。到了1949年12月，国民党撤出成都前夕，蒋介石下令把囚在将军衙门的40多名政治犯处决。他因年龄还不足20岁，又因那个执行的特务认识他教书的父亲，便偷偷地将他放跑。这本来是段光荣历史，可他在自我检查的交代中，却把那个放他逃跑的特务和他的关系说得过于好，于是引起林主任注意，怀疑他是潜伏下来的特务，把我和几个积极分子叫到办公室去，作了专门的布置，说：“据我们掌握到的情况，凡关在将军衙门的人没有不被杀的。活埋在十二桥的四十二位烈士，全关在将军衙门。奇怪就他一个人跑脱了？这里面肯定有重大政治问题。”
我认真思考一阵后，亮出观点：“他说那个特务认识他父亲，他年龄也不大，我想不会是潜伏下来的特务吧？”
林主任凝目一笑说：“我是搞地下工作的，潜伏不在年龄大小，而在手段，还有十六七岁的人干特务工。同志呀！我们要提高警惕啊！依我说，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按照领导指示，我们大大坚定了信心，组织班里男女同学加强火力猛攻。搞得他吃不好，睡不宁，矛盾痛苦极了，加上我奉命关心做他工作，成天找他谈心，动员他放下包袱，一定要相信党和组织，向林主任学习，并欺骗他说：“只要你交代了问题，毕业照样分配工作。”后来他哭着承认自己是潜伏下来的特务，当然就没有分配工作，留在干训班继续交代问题，结局不得而知。——往事如烟，一场历史笑话，在我生命中不能抹去。
真叫“无巧不成书”。十多年后的1962年，我因“马盟”一案浪迹天涯，在成都一条小街的面食摊上碰见了他。此时他是这面摊的老板，在我吃完面付钱时，他突然认出了我：“同志，你姓黄吧，叫黄泽荣对吗？”我吓得一身冷汗支吾其词，语无伦次地道：“老板，你，你，这是钱……”他哈哈一笑说：“是你，没认错，老同志，老朋友，还要什么钱？我请。”他把我付钱的手推回去，看看左右，突然压低声音问：“你不要多心，好像是1957年7月一天，我在《成都日报》上看见你的大名，还有一张照片，你怎么成了大右派？我真有点不相信，我们黄牛，哦，对不起，我们的分队长，大字不识的老粗，怎么能是右派？后来我专门向人打听，老天！真是你啊！弄到山上（泛指劳改劳教）去了吧？肯定吃了不少苦，怎样，再来一碗肉丝面。”他不由我分说，立即叫掌勺的一个与他年龄相近的女人（可能是他妻子）吩咐道：“二嫂，再煮一碗，油放大点。”他的真诚，他的热情，使我想起当年在中共市委干训班所作所为，感到羞愧难当啊！于是我不迭地说：“谢谢，谢谢！”
“谢什么啊！”他坐在我身边陪着我吃面，一边叙说他那当年的过程：“说实在话，我还得感谢你。当年要是我也像你们一样穿上灰马褂（指当上干部），可能挨整得更惨。后来他们把我弄到公安局关了一个星期，一调查全是胡说……”
“怎么是胡说？”我望他那一张变化莫测的脸，有点云里雾里。
他哈哈纵声大笑道：“黄牛呀我当时真被他们搞胡涂了，人家都讲了自己的丑事脏事，我不讲行吗？可我家又没有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只好生拉活扯地编出这挡事，以为说完了就没事了，谁知他们竟以假为真了。”
“那为什么没给你分配工作？”
“给了我工作，可我死个舅子不干”（成都方言：即坚决不从之意）。姜海鲜吸着烟，斜倚木凳悠悠然然地吐着烟圈，怡然自得像个世外神仙，慢条斯理地说：“我觉得共产党那碗饭不好吃，当干部还不如当自由民。这十多年来，我什么没看见，肃反、反右、反右倾，要是我在里头肯定比你挨得还惨。阶级斗争，我家不像你家是真资格的劳动人民，你还不知我老爸很早以前当过国民政府县长，我哥还参加过调统（一种特务组织），加上我性格怪又喜欢打胡乱说，他们不杀我才怪！说一千道一万，你总算自由了。据我知，当年干训班那批学生娃娃，后来好多都成了右派和反革命，服毒的、上吊的、跳楼的、数都数不清。你总算好，活出来了，活出来了……”
但我一直没有告诉他，我是逃犯。倒不是怕他报告公安局，主要怕影响他。我不告诉他实际是保护他。历史印证了老子说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谁叫我走错了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