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部落社会并不是指一种"历史状态"，而是指一种"社会形态"。一些国家至今都还没有完成从部落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
原始形态下的小部落当然具有一些对许多人仍然有吸引力的东西：统一的目标或共同的目标序列，以及根据评价个人功绩的共同观点仔细分配物品。当然，这些维护团结的基础，也限制了这种社会形态发展的可能性。群体所能适应的情况，它所能利用的机会，仅限于其成员能够直接了解的范围。更为糟糕的是，个人几乎不能做别人不赞成的事。以为原始社会中的个人享有自由纯属无稽之谈。对社会动物来说，天赋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是文明的产物。个人在群体中独立行动的领域是得不到承认的，即使是部落头领，他的号令有望得到服从、支持和理解，也仅限于那些相沿成习的活动。只要每个人必须服务于那个等级社会中的一切需要——这正是今日社会主义所梦想的事情——任何个人的自由实验都是不可能的。
自从我发现这个词（catallactics）除了指交换之外，还表示"同意加入社群"和"化敌为友"的意思，我便有点喜欢上它了。因此，我曾建议，我们应当把引导陌生人欢迎我们并服务于我们的市场游戏称为"交换的游戏"。
市场既是一种技巧游戏，又是一种运气游戏。最重要的是，它是能够引导参与者为一个共同的蓄水池——我们都可以从中得到一个不确定的份额——做出最有价值的贡献的游戏。这场游戏很可能是由这样一些人开始的，他们放弃自己部落的庇护和义务，通过服务他们并不认识的人的需要而获得报偿。当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商人载上一小船不列颠的石斧，越过海峡为自己换取琥珀，甚至很可能还换取果酒时，他们的目的不再是为了熟人的需要服务，而是想得到最大的利益。正是因为他们只对那些能够为他们的产品提供最好价格的人感兴趣，他们才来到了一些完全陌生的人中间，他们通过给那些人石斧，使自己的生活标准同他们的邻居相比大为改善，而那些获得石斧的人无疑也能从利用他们中获益。
随着抽象的价格信号取代同伴的需要，成为人们努力获取的目标，便出现了利用资源的全新的可能性——然而为了鼓励人们利用这些可能性，也需要完全不同的道德态度。变化主要发生在港口或通商要道发展起来的贸易和手工业的城镇中心，那里的人们摆脱了部落道德的束缚，建立起了商业社会，并逐渐发展出了新的交换游戏的规则。
言简意赅的要求使我在这里只能过分地去繁就简，使用一些人们熟悉但并不十分恰当的说法。当我从人类度过了其大多数时间的狩猎群体的中的道德，转而谈到使开放社会的市场秩序成为可能的道德时，我省略了一个漫长的中间阶段，它比人类在小群体里生活的时间要短得多，却远比城市和商业社会的时代漫长。这个阶段是重要的，因为那些体现在各种一神论宗教教义中的道德法典，就是由此开始的。这是一个人类生活在部落社会的时期，从许多方面看，它表现为人们从相互认识并致力于共同特定目标的原始小社会的具体秩序，向一个开放和抽象社会过渡的阶段；在后一种社会里，秩序的产生是由于个人在利用自己的知识追求各自的目标时，服从着同样的抽象游戏规则。
我们的情感仍然受着只适合小的狩猎群体生存的本能的支配，与此同时，支配着我们的语言习惯的，是我们对"邻居"、即对部落中的同胞的义务，我们仍然认为异邦人是处在道德义务的范围之外的。
在一个个人目标因专业知识而必然各不相同，各种努力是为了将来与素不相识的人交换产品的社会里，共同的行为规则逐渐代替了具体的共同目标，成为社会秩序与和平的基础。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变成了一种游戏，因为对每个人的要求就是服从规则，这些规则除了他为自己和自己家庭获得生计所需之外，并不关心具体的结果。因为使游戏变得最有效率而逐渐形成的规则，基本上是属于涉及财产和契约的法律规则。这些规则反过来又使劳动分工的进步以及有效的劳动分工所要求的各种独立的努力之间的相互协调成为可能。
这些劳动分工的意义往往得不到充分的估计，因为大多数人认为——部分地是由于斯密提供的经典说明——它是一种设计出来的城镇内部的安排，在这种安排之下，在制造某种产品的有计划的过程中，不同的个人在先后的工序中劳动。然而事实上，在不同的企业供应原料、工具和半成品的努力——这是生产最终产品所必须的——中，市场所起的调节作用，很可能比无数专业工人之间有组织的合作重要得多。
竞争性市场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这种企业间的劳动分工或专业化，而它之有可能出现，也是因为有市场存在。生产者在市场上发现的价格，会立刻告诉他应当生产什么以及用什么工具去生产。他从这种市场信号中得知他有望用高于费用的价格售出产品，为此目标，他在利用资源时不会超过必要的数量。他希望获利的自利动机，促使他去从事为改善他的社会中任何成员的机会而应当去做的事情，他或许无此意向，却极可能有此结果；但是只有当他得到的价格完全是受市场力量决定，而不是由政府的强制性权力决定时，情况才会如此。自由自由市场决定的价格才会使供求平衡。不仅如此，自由市场中的价格也保证了社会中分散的知识能够全部得到评价和利用。
市场游戏导致了从事这种游戏的社会繁荣兴旺，因为它改善了所有人的机会。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个人服务的回报取决于谁也无法全部掌握的客观事实，而不是取决于哪个人关于他应当得到什么的意见。不过这也意味着，虽然技能和勤奋会改善每个人的机会，但不能保证他获得一定的收入；这个无人格的过程利用所有分散的知识确定价格信号，从而告诉人们应当做什么，但是它并不考虑各种需要和品德。价格，尤其是服务价格形成秩序和提高生产率的功能，取决于它告诉人们从全部活动模式中的什么地方能够找到他们最有效率的位置——即他们有可能为总产出做出最大贡献的位置。因此，如我们认为最大限度地增加了社会中任何成员的机会的报酬原则是公正的，那么我们也应当认为，由自由市场决定的报酬是公正的。
但是，这种报酬同有助于组织另一种我们人类在其中生活了很久因而仍然支配着我们的情感的社会形态的相对报酬难免会有很大的不同。自从价格和未知的环境相关而不再被接受，政府开始相信自己能够决定价格以起到有益的作用以来，这一点便变得极其重要。当政府因为无从判断市场价格信号的确切含义——对价格所包含的全部信息，政府同任何人一样所知甚少——而对它进行干预，希望以此给自称应当得到特别照顾的群体各种好处时，事情不可避免地会变得更糟。不但资源的有效利用，而且更糟糕的是，通过供需平衡关系而期待能够做成买卖的前景，都遭到了极大的破坏。
（选自哈耶克著《哈耶克文选》，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