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金属和电气雇主协会主席沃尔夫（Stefan Wolf）日前接受德媒采访时表示：短期内无法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德国再有商界、工业界大咖警告脱钩中国后患无穷，甚至警告德国经济不可能对台海、中美冲突做好准备。有维吾尔学者斥德企只顾利益而忘记大众、西门子当年为纳粹服务的历史污点。专家吁短视的德国跨国企业代表毋忘俄乌战争教训。
据德国《商报》（Handelsblatt）周一（5日）报道，德国金属和电气行业雇主协会（Gesamtmetall）主席、巴登-符腾堡州（Baden-Württemberg，BW）汽车供应商爱尔铃克铃尔（ElringKlinger）的负责人沃尔夫（Stefan Wolf）在接受德媒采访时表示：与中国经济脱钩几乎不可能；在短期内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几乎不可能。
他又对台湾问题及中美关系发表其观点，称德国经济几乎不可能为中国与台湾的冲突做好准备，他说，一旦发生台海危机，美国立即以某种形式进行干预，德国不得不面临是选择中国还是美国市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不可能解决，我们真的不能为了中国市场而放弃美国市场，反之亦然”。
近期德国政界和学界要求德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重新考虑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对此，沃尔夫说，重置供应链、重新安置德国在华工厂的呼吁“完全是不现实的”。他警告，如果西方与中国发动经济战，德国很多地方的工业将陷入瘫痪。
另一方面，德国汽车工业协会（VDA）主席穆勒（Hildegard Muller）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离开中国不是一个好办法”；她称德国汽车工业需要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不应孤立中国，否则对政治和经济都将是致命的，因此德国汽车工业需要一个综合的中国战略，而离开中国市场并不是解决办法。
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穆勒（Hildegard Müller）称“离开中国不是一个好办法”。（德国汽车工业协会官网）
对此，维吾尔学者、“世维会”副主席伊利夏提怒批德国某些企业为了利益，不顾维吾尔人的生死、背弃人权等价值，重演大众、西门子等曾为纳粹服务的可耻历史。
伊利夏提说：二战的时候，西门子公司、大众公司就已经和希特勒纳粹狼狈为奸，在历史已经有了污点。德国工业协会现在继续又以“离开了中国市场，工业会崩溃”这种借口，继续想从中国极权政府赚钱，无视人权，无视维吾尔人的眼泪、家破人亡，违背德国民主价值，和一个实行和纳粹一样的种族灭绝的政府勾兑，这是犯罪。
中共在新疆地区严重侵犯人权，情况已经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尤其是连联合国《新疆人权问题报告》中都指出中共行为涉反人类罪。但近日来，接连有德国商界发言为继续投资中国辩护。对此，欧洲议会对华小组主席比蒂科夫（Reinhard Butikofer）评论道：德国一些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尤其是汽车行业的首席执行官，试图通过推动“稻草人观点”，针对德国政府联合协议中概述的计划，抢先制定“新的、现实”的中国政策。
比蒂科弗尔表示，德国汽车跨国公司眼中的好东西对德国并没有好处。韧性和国家安全必须成为经济政策的一部分。汽车制造商不应试图追求一种短视规则。
上个月，在柏林的夏日新闻发布会上，德国总理朔尔茨（Olaf Scholz）表示，减少进口依赖已成为德国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他特别呼吁德国企业不要过度依赖中国，而是要拓展多样化的供应链。
8月11日，德国总理朔尔茨在夏日新闻会上呼吁德国企业不要过度依赖中国。（德国联邦政府官网）
德国《欧华导报》前主编钱跃君向本台表示，中共近年对香港、新疆的镇压，及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加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都让德国和西方国家猛醒到，不能再依赖极权国家。而西方曾深信“促进中国经济自由会带来政治自由”，但该观点早已破产，遗憾的是，西方经济已深陷中国市场泥足。
钱跃君说：近年来中国政治局面的变化，最让全世界震惊的是香港事件和新疆事件，西方社会开始正视“中国已经形成了对西方自由民主社会的制度性竞争和威胁”的现实。尤其是俄国侵略乌克兰，这让西方自由民主社会看到，一个专制者是没有道德和法律底线的。欧洲政界要调整对华政策，引导经济界逐步减少依赖中国市场，达到如果中国政局发生变动，西方经济界可以随时与中国经济界脱钩的程度。
钱跃君介绍，德国信奉“小政府大市场”，一般情况下，企业对政策制定有很大的影响力，不过，最近反过来，德国政界已经确定减少依赖中国市场的政策。他呼吁短视的德国大企业也应该及早觉醒，从依赖俄罗斯的恶果中吸取教训。
钱跃君说：现在德国政界和经济界不是讨论德国经济是否要减少对中国经济依赖的问题，而是如何减少、以怎样的速度来减少依赖性的问题。德国许多企业经不起中国市场的利益诱惑，总是抱着侥幸心理，在中国市场多撑一天就多赚一天的钱。但谁也不知道，中共的这口杀人魔剑甚么时候就会亮出，到那时，就如西方许多在欧俄国的企业，只能匆匆停业逃亡，我希望德国企业在华投资要非常小心，因为趴在他们面前的中共政权，不是一个经济动物，而是一个战争动物。
早在2019年9月1日，德国发布“印太战略指南大纲”，德国将与印太地区拥有相近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的国家加强合作，当时专家就认为这是德国摆脱对中国经济依赖的重大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