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20大将在2022年10月16日召开。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借此此大会谋求第三任期，打破过去四十年间中国最高领导人任期不超过两届，也就是不超过十年的惯例。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初，正值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工厂”正满负荷运作，吸引着西方国家产业流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当时也开始进入第二个十年。十年之后，如果说新冠疫情爆发让西方世界突然深切意识到他们对中国严重依赖的话，曾经让中国经济快速起飞的全球化开始出现分割、脱钩、重组的迹象。而此时，曾成就中国经济起飞的开放大门似乎也越来越窄。如何看过去十年中国经济走过的道路？习近平可能踏入第三个五年任期之际，中国经济形势前景如何？旅美经济学者、美国托莱多大学经济系荣休教授、前中国留美经济学会会长张欣先生接受本台电话采访，谈了他的观察与分析。
中国经济未来几年可能停滞不前
首先，张欣教授从最近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轨迹，谈了他对经济前景的看法。
张欣：从经济学角度看，最综合的指标就是GDP和它的经济增长率。胡温时期十年，平均每年增长率是11%，那时中国经济规模每6年翻一番。而从10年前开始，中国经济增长率开始减缓，而且不断下滑。七年前，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提出——也是他的担心，就是中国经济会L型跌入中等收入陷阱。那时他的说法还是个担忧，后来看到下滑已是事实，李克强刘鹤有个新提法：新常态，说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率还可以保6%－7%。也就是承认中国从过去的两位数增长跌落到7%左右。而这两年看来，连保持6%也是奢望。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是2.5%，其中第二季度只有0.4%。下半年更不乐观。8月份的先行指数，即中国经济学家常用的一个预测未来经济的指标，低于50%，也就是说今年后四个月的经济前景很悲观。这样看来，今年增长5%是达不到的（法广注：中国政府原本增长目标为5.5%）。短期来看，中国增长减缓。长期来看，我担心，中国未来几年即本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可能跌入停滞不前的陷阱。
法广：您提到中国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2.5%。西方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上半年可能都没有增长，可能是在缩水。您觉得这种判断过于悲观了吗？
张欣：我引用的是官方数字。中共官方数字会有夸大。其中有多少水分，外界并不清楚。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研究计算，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数字多报了2%左右。如果是这样，那实际上今年经济没有增长。
运动过后，脱贫群体是否会返贫？
法广：习近平任下，提出“共同富裕”，尤其是在2021年，宣布中国近亿农村人口走出贫困，官方媒体称此为“奇迹”。但不久前（2020年5月）总理李克强提出，中国有近六亿人月收入大约1000元……那么整体来看，中国的脱贫努力实际情况如何呢？
张欣：“共同富裕”本来是邓小平时代提出的目标。现在变成一个政治口号和运动。中国政府为此拨了很多钱，也派了很多干部去贫困地区做具体扶贫工作。这些年取得多少实打实的成绩，外界不十分清楚，因为中国没有独立的新闻体制，所以无法核实，而下面的官员为了官位，也会虚报成绩。我们一方面看到很多脱贫的宣传报道，另外网络自媒体上也有揭露地方官员弄虚作假，或暴露贫困户情况的推文。我的推断是，有改善，有成绩，但也有夸大。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运动过后那些已经被宣传为脱贫的群体是否会返贫。中国贫困人口一般来自两个群体。一个是交通不便利的山区，还有一个是丧失劳力、因病因灾致贫的群体。对于前者来说，随交通设施的改善，很多农村山区人口会因此受益和改善生活。但后一种情况，如果运动过后没有相应机制，还是会返贫。所以，我只能说：有改善，但不会像官方说的那样百分之百的贫困人口脱贫。
对，李克强是提到全国有六亿人口月收入只有一千元。网上有人质疑，但后来得知（这个数字）是来自北师大的一项调查。李克强读书时自己的专业是经济，他说话肯定是有来源的。
外贸环境恶化，内循环窘困
法广：中国经济虽然过去四十年快速增长，但始终面对需要向内需驱动的发展模式转型的课题。最近这两年，尤其是新冠疫情之后，习近平提出要加强中国经济内循环。不过，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中国还是非常依赖出口经济。如何看中国经济转型遇到的困难？
张欣：改革四十年中，对中国经济推动最大的三驾马车之一，就是出口贸易。出口贸易如今遇到一个问题，不单是疫情，而是一个更基本更长期的障碍。西方，或者说整个外部世界与中国的外贸和经济交流关系已经相当紧张。西方有一个战略调整，宣称不再像以前那样不顾价值观，完全根据短期经济利益，开展自由贸易和建筑跨国价值链。他们今后更要从国家安全角度去考虑。这样的战略调整已经成为美国、欧洲、日本等国朝野的一个共识。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面临的对外贸易的环境相当恶化，所以就期待加强内循环。
但内循环要靠两个因素，一个是消费，一个是投资。这两者现在都有问题。消费方面，因为中国百姓的收入以及疫情清零政策，消费本来就有限。而投资也已经触底，我们知道，房地产业此前不断炒作，自我循环，但现在积累的卖不出去的房子很多，特别在三四线城市。这些因素同时出现，内循环也处于一种窘困状态。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增长停滞。所以，中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是很值得担忧的，前景并不乐观。
说到外循环，现在看到的是，欧美等西方已经不愿意与中国，在没有价值观、没有安全保证的情况下，实施原来那种全球化的自由贸易。在西方世界，这已经不仅是政治层面即政客的观点，而且是那里的经济学界和经济政策制定者方面，大多数人达到的一种共识。现在美欧提出“友岸外包”。过去只是“外包”，现在加上一个限制条件叫做“友岸外包”，也就是说，你如果不承认普世价值，就不和你做生意、外包或者搞价值链。传统经济学说，做生意不谈政治。但是他们（西方）在经济学理论上也提出解释，就是贸易要考虑国家经济的长期安全，否则政治有冲突，中国会禁运稀土金属作为武器，美国会禁运芯片作为武器。于是，双方现在都在组建自己价值观上的圈子。就是说现在全球化的认识和情况已经开始变化，未来发展只会加剧这种按价值观分割的情况，而不是无差异对待。过去不讲什么“友岸”不“友岸”，只讲经济和利益，现在认为长期来看，“友岸”才比较安全。这个新形势值得研究。对中国来讲，我觉得解套的方法就是回到邓小平路线，承认和接受普适价值，摒弃战狼外交，和西方搞好关系。普适价值是中国签字的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的，邓江胡时期都接受支持的原则。你接受这个原则，国际社会也接受你，否则把你当作异类，那生意也谈不成了。接受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普适价值，会给中国企业和对外经济创造一个友善的国际环境，才可以做好外循环和跳出目前经济陷阱，经济才能恢复健康增长。和西方搞好关系，是邓小平的成功之道，是后30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成功的基本因素。而和西方对抗，那是前30年毛的做法，对中国经济和老百姓生活，造成的结果是贫困和大饥荒的悲剧。
债务问题尚在可控范围
法广：中国的债务问题，尤其是地方债务问题近年来引发关注。外界担心中国会因为债务而引发危机。这个问题已经持续多年，现在情况如何？习近平任下是否有所改善？
张欣：中国的债务问题在外界有很多报道和评论。中国网络上也不断爆出比如河南乡镇银行信贷暴雷等消息。但经济学家综合看问题，区分外债和内债。中国的债务还是处于可控范围之内。对整个国家产生最坏冲击的情况一般是外债。比如某个国家外债太大，外汇存底不足以对外经常性支付，导致本国货币危机和汇率崩溃。但目前中国的外汇存底和外贸顺差还是安全的。另一个就是内债。中国现在的内债率大约在70%，也许实际更高，有人说是150%。一般来说，按中国政府手中的手段还是可控的。地方银行暴雷、信贷合作社倒闭，个别事件在经济中经常会发生。中国最大的债务问题可能是很多房地产企业卖房卖不出去，这就会造成银行或信贷机构或企业大规模资金断链，直至倒闭。不过这是内债问题，中国政府大不了就是印钞票。当然这样做对经济的负面影响是通货膨胀，实际是全民买单来救这些亏损。但是可以避免连锁性发展的金融危机。总之，中国的债务是问题，但目前还不至于造成完全不可控的经济危机…
法广：但西方也有评论指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严重，新冠疫情尤其加重了地方债务情况…
张欣：地方政府的债务，主要发生在那些小城市或县城等。地方政府无序卖地开发房地产，用各种手段借钱和担保，最后资金转不过来爆雷。这种情况过去也曾发生。但中国在国家层面还是有办法控制，因为这是内债问题，中央银行可以印钞票。中国中央银行不像美国的美联储那样是独立于政府的。所以，如果有问题，上面指令银行就会印钞票解决问题，虽然经济上造成通货膨胀。
企业家对前景没有信心
法广：中国最近四十年的经济起飞，民营企业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但“国进民退”的情况也很快就出现。习近平任下，政府一面说要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统战，另一方面又在收紧对民营企业控制。如何看民营企业在中国当今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呢？
张欣：民企现在面对的情况很窘困。现在是“国进民退”，民企变国企，国企变党企——因为企业中都要建立党组织，而且说由党组织来领导。这和前三十年的改革的做法是相悖的。前30年改革的一项重要政策就是“政企分开”、“党政分开”。而现在要党领导企业，这样做肯定影响企业经济效率。企业本应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但现在企业首先要执行党的路线，这就有矛盾，这对企业经济效率冲击很大的。国企亏损会有国家和银行给予种种补贴和支持，民企怎么办？民企没有效率就要倒闭。因此民企企业家肯定有意见，但是不敢说话，如报道说大企业家马云、马化腾都不说话了，然后就是李嘉诚式样的跑路。有一项调查显示，中国60%的民营企业家都在移民和准备移民。这反映出他们的心情：担忧哪一天公私合营，头上那把刀掉下来，他们财产不能保证。这种战战兢兢缺乏安全保障的情况对中国民企未来的发展肯定是不利的。如果企业家对自己企业的前景没有信心，对外面的环境没有信心，企业怎么能搞好呢？现在甚至有人说要搞共产主义国有化，让国营企业替代民企，那不又回到了前三十年的体制模式了吗？而前三十年的毛泽东的体制模式已经证明是失败的。
中等收入陷阱
法广：在您看来，中美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张欣：这对中国经济打击会很大，因为中国外贸的最大顺差来自对美贸易，中国制造业产品特别是电子产品对美国技术高度依赖。
和特朗普不一样，拜登政府的对华经济政策并不限制中国中低端产业的贸易，这两年中国对美贸易额和出口额比特朗普时期还有较大增长。但现在由美国主导，西方其它国家包括欧洲、日本、加拿大已经在高科技产品出口方面对中国进行种种限制。中国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本来的下一步目标是要让经济提升到先进国家的水平，制造业要跳出山寨做法有自己的科技和创新发展，以提升产业水平。要达到这个目标，不仅要和先进国家做贸易、交流和参与价值链，也要提高自己的科技水平。
目前，中国的山寨水平已经抄写到了第一排，下面再要提升，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就不能靠山寨了，而是靠高科技创新。但这两方面现在遇到瓶颈。一方面，西方不愿意再与一个它认为不友好、价值观不一致的国家进行高科技交流和贸易，这样就难以吸取国外最先进的科技与思想；另一方面，创新需要思想自由。如果一个社会在教育、表达、思想上都限制自由，不允许个人自由思想，那就不可能创新和发展出最先进的科技。如果中国在这两方面不能解套和变革，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永远和国际科技最先进水平和世界最高人均收入相差一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