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部1日拍板，明年基本工资调涨，月薪增为新台币2万6,400元、时薪176元。（赖玟茹／大纪元）
台湾《大纪元时报》报导，劳动部9月1日拍板调涨明年基本工资，劳动部长表示，本次每月基本工资调升至2万6,400元，调幅4.56%，预估约有175.21万名劳工受惠，至于每小时基本工资调升至176元，调幅4.8%，预估约有57.46万名劳工受惠。
基本工资的调整是由“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开会决定的，委员会成员包括产官学劳工代表组成，采取共识决。虽然有数学公式和相关变数的数据当参考，仍然是劳资双方讨价还价相互折冲协调完成的，当然是“政治”手段、行为，最后由政府公告“强制”实施，是典型的“政府管制或干预”。是对劳动市场，且是最低工资劳动市场的干预，认为当前这个劳动市场所决定的“市场工资”太低了，必须强行提升才行，而且认为原本低于此“基本或最低工资”的劳工，都可以领到这个工资，也就是说帮他们加薪了，所以这些劳工是“受惠者”。由于台湾的基本工资多年来年年调升，实在应该好好以“实名”的方式来印证“政府的有多少名劳工受惠”的说法。
最低工资政策已全球化
基本工资或最低工资政策如今可说已是全球化，根本不可能废除，而且1990年代实证研究最低工资的影响效果，竟然有得到“提高最低工资负面影响很小，且不会使就业率下降，也不一定会使工作机会减少，对受雇人数也没影响”的“关于‘劳动市场’”的新见解”。而提出此新见解的大卫･卡德(David Card)教授，在1995年就因为这个研究获得美国经济学界最高学术声誉的“克拉克奖章”，且2021年又因而获颁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此一来，最低工资或基本工资的实施是“利大于弊”就好似被确定了。不过，事情并非这么单纯呢！
尽管卡德在1990年代曾和克鲁格(Alan B. Krueger,1960~2019)发表了多篇关于美国最低工资的影响论文，且在1995年出版《迷思与量测：最低工资的新经济学》(Myth and Measurement: The New Economics of Minimum Wage)这一本书，凸显其“提高最低工资的负面影响很小，而且提高最低工资并不会导致就业率下降，也不一定会使工作机会减少，对受雇人数也没有影响”这个与先前其他人的研究相反的结论。但卡德对这个“有极强的政治意涵”议题，却不肯公开表明立场或做政策建议，似乎只认定是学术研究。不过，这个研究结果却时常被作为最低工资立法政策的有力论据。
其实，即使是卡德只认定的学术研究，也受到强烈批评。已故的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人力资本和劳动经济巨擘贝克(G.S. Becker)教授，在1995年于美国《商业周刊》专栏上的〈调高劳工最低工资，就会降低就业机会〉这篇专文，已就此争议说得很清楚。他指出，德州A&M大学的迪尔(D. R. Deere)和威尔屈(F.R. Welch)教授，以及芝加哥大学的莫菲(K.M. Murphy，1997年克拉克奖章得主)教授等人，在美国经济学会所举行的会议里，就指出卡德的研究本身犯了严重错误，举例而言，联邦最低工资于1990年及1991年提高之后，纽泽西州的青少年就业人数减少的幅度，就已经比宾州大了许多。这是为什么该州在1992年自行调高最低工资后，就业人数的降幅没比其他州来得大的原因。因为资方在第一波调升最低工资时，就可能料到该州的最低工资在次年还会调升一次，因而先行大幅削减了工作机会。
提高最低工资会降低就业机会
贝克指出，很多研究证明调高最低工资会对就业状况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卡德和克鲁格的研究是有问题的，不能拿来作为反证。相反的，由迪尔、莫菲和威尔屈所作的研究显示，联邦最低工资于1990年及1991年分两次由3.35美元调高到4.25美元以后，青少年、高中辍学者，还有技术层次低的劳工，他们的就业机会的确是降低了。贝克认为他们的看法是对的，因为他们已把当时的经济衰退因素列入考虑。贝克下结论说：“‘提高最低工资会降低就业机会’的定论，连神通广大的人都很难驳倒。既然政治人物的功力还没有那么高，就不应该试着提高最低工资。”
我同意贝克的说法，毕竟最低工资是典型的“价格下限”政策，在基本经济学教科书中都作为教学的标准案例，也就是“供给过剩”是结果，在劳动市场里就是有人找不到工作，亦即失业，而最低工资是针对“边际弱势劳工”市场，影响的只是“边际劳工”，不只工作机会减少，还会阻碍他们接受训练的机会，但因这些边际劳工相对少，在整体劳工中占比低，往往被忽略，而实证研究难以捕捉到他们，以致于会得到影响小或没影响的结果。其实，卡德的实证研究也得到负面影响很小，而受到负面影响的就是这些弱势的“边际劳工”呀！
边际劳工和厂商是受害者
遗憾的是，这些弱势边际劳工原本是最低工资立法所要保护的对象，结果却反而受到伤害，落得“原先有半碗饭吃却变得无饭可吃”下场，是标准的“爱之适足以害之”、“到地狱之路往往是好意所铺成的”事例。而且雇用这些边际劳工的厂商也往往是“边际厂商”，或是中小企业，它们是利润薄且无力调整生产方式，在基本工资实施及调升下，减产、甚至关门是很可能的。
虽然卡德本人不会公开表明立场或做政策建议，但其研究却时常被作为支持最低工资立法的有力论据，是不是类似“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呢？
此外，正如奥国学派掌门人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在1944年所言：“经济学家断言，最低工资率并非提高赚取工资者生活水准的适当手段，他既不是‘劳动的构陷者’，也不是劳工的敌人。正好相反，建议用比较合适的办法，来改善赚取工资者的物质幸福，正是他为他们的幸福成功，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而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M. Friedman)在1980年就说：“最低工资法要求雇主歧视低技术能力的敌人。”也就是说：“最低工资法实际上是一项规定雇主雇用低技能的人是‘违法’的法律。”很值得大家仔细的咀嚼。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