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扶持当地人统治就绝不派官员过去，为什么？省钱啊！
海洋逻辑和大陆逻辑非常不一样的就在于他们的目的完全不同：
海洋秩序的关键词是贸易，而大陆秩序的关键词是土地。
不管你用什么天花乱坠的政治理论，你会发现决定性因素最后都会归到人性的两大诉求上：
生存和自由。
大陆的生存模式依赖土地，所以对土地极为看重，海洋的生存模式是贸易，所以对开放极为看重。
国际政治的冲突大多由此衍生。
如果你对此没有深度的洞见，那你只配拥有庸俗的世界观和对历史毫无解释力的沮丧感。
除了大社会小政府的自治传统，英国人还有一套很能打的秩序武器——普通法。
对通行于世的两套法律体系——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施展用了两个非常简明精准的词来加以区分。
他说，普通法是“发现”出来的，而大陆法是“发明”出来的。
因为中国沿用的是大陆法系，同时对“制定法律，规范臣民”的法家传统耳熟能详，所以对英美普通法的思路非常陌生，中国人大多都不太明白，法律明明是被人“发明”、“制定”出来的，如何能是被“发现”出来的呢？
这就要回到西方历史中去找答案了。
我之前在论述中世纪日耳曼蛮族的传统时说过，中世纪众多封建王国的权力结构，是合伙人关系，以契约为基础。原因就在于，中世纪犬牙交错的权力格局，没有任何一个势力能够占到压倒性的优势。
封建割据，王权和教权长期博弈的结果，就是博弈各方都深知大家如果不遵守契约，游戏就玩不下去，国王的实力有时候还不如大贵族，所以久而久之自觉形成了“王在法下”的潜规则，这不是国王愿意服从法律，而是力不从心的无奈。
而普通法就是在这些契约的基础上，不断演化出来的法律体系，由一个个的案例所组成。
所谓“发现”，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这些案例和法律表达不是某个人、某几个人预先白纸黑字写下来的，而是由一份份互动博弈后的契约，在历史长河中慢慢抽象出来的。
反观大陆法的出现，就是伴随着欧陆国王的日益强大，用罗马法的方式以立法的名义，实际上传达的就是国王的意志，因为这个时候的欧陆国王已经拥有强大的陆军来压制不服的贵族，形成君主专制。
而英国恰好因为岛国的地理条件，并没有形成强大的王权，还是延续了日耳曼大社会小政府的传统，很好的保存了普通法系。
那么，为什么说普通法就有利于英国的海外扩张呢？
这恰恰是因为普通法是“发现”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互动博弈的产物，天然带有普适性和扩张性，它最擅长的就是在大不相同的文化习俗之上寻找共通规则了。
英国商人走到哪儿，英国法律就会被带到哪儿，而且他们并不要求对方国家接受英国法律，而是保留各自的法律，去找到超越于各自法律之上的、更有普遍性的一些规则，让大家都能接受的规则。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大陆法就好比强买强卖，我说多少就是多少，而普通法就是自由交易，允许讨价还价。
那你说，谁会更受欢迎？谁更具备普适性和实操性呢？
当然是普通法了。
于是，英国各种民间组织和商人就靠着这两套秩序武器，把英国的政治秩序和经贸秩序迅速扩展到了全世界，误打误撞的形成了一个遍及全球的庞大帝国。
要知道，英国政府自身可没有那么大的能力，它可没有那么大的本钱，这完全是依靠英国商人的冒险和投资行为，自发形成的。
然而，正是因为扩张发自民间，也让这个扩张成本最低，效率却最高。
04
如前所诉，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技术跃迁，海洋秩序很快就扩展到了中央帝国的边境。
“内卷化”的中央帝国在经受了被列强压制的痛苦过程中，也在不断酝酿摆脱“内卷化”的新出路。
在历史机遇面前，中国的最佳定位，即不是海洋秩序，也不从属于大陆秩序，而应该是这两种秩序的中介和枢纽。
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让中国内部本身就同时具备海洋、大陆以及海陆中介这三大部分。
东部沿海地区是海洋秩序，西部地区是大陆秩序，而中原腹地就是中介连接，负责把东部产生的巨大财富转化为向大陆地区投放的秩序。
这三大部分本身自成体系，是中国无法替代的核心实力。
香港的二元性，使得中国得以和全球秩序有效连接，获得来自海洋秩序的强大资本；
新疆（与欧亚内陆密不可分的历史关联）的二元性，让中国得以和欧亚内陆无缝连接。
香港和新疆本身具备的无可替代的二元性，不但可以让中国获取来自两种秩序的资源，也可以借以向海洋秩序和大陆秩序投放影响力，从而进退自如，这是最符合中国特点和国家利益的定位。
05
根据美国学者沃勒斯坦的理论框架，之前的世界经济秩序是“中心-外围”的结构，这个“中心”毋庸置疑指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而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是外围。
从工业革命以来，作为中心的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着全球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技术等等几乎所有秩序，外围国家只能成为中心国家的市场和原材料供应地。
因为西方国家的强大的综合实力和秩序覆盖能力，这个情况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这个结构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世纪之交，西方国家开始了创新经济的转型，其制造业开始大量外包。而恰巧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国施行分税制和土地财政，形成了规模巨大的空白工业开发区。
于是，借着这个因缘巧合，中国以超乎所有人想象的方式迅速崛起，成为这场西方制造业大转移中的最大赢家。
中国本身具有的巨量人口和超大体量最终导致，全球的制造业在环中国海地区形成了足以供应全球的集聚区，这就是经常见诸媒体的“世界工厂”的由来。
全球制造业的大转移导致的结果是：
西方国家与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在事实上，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经贸隔离。
什么意思呢？
因为亚非拉这些发展中国家工业基础落后，缺乏形成制造业基地的各种条件，在整个生产流程中，只能处于提供原材料的最低端地位。
在之前的“中心-外围”结构中，研发、制造、销售基本为西方国家所垄断和支配。西方国家需要和这些原材料来源地国家打交道，来获取原材料。
然而，随着制造业中心转移到了中国，那么情况变了，跟他们直接打交道的国家变成了中国，西方国家只需要跟外包方——中国打交道，这些发展中国家也只需要跟上游环节——中国打交道。
这就是所谓的“经贸双循环结构”：
第一循环：中国对西方出口制成品，从西方进口技术、资金以及各种高端服务业；
第二循环：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制成品，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原材料。
在这两个循环中，中国都处于中介枢纽地位。
虽然全球经济的推动力依然在西方，这是因为制造业的根本需求和驱动力在于创新经济的拉动，这很好理解，没有需求，何来制造呢？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制造业秩序中，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占据了重要一环，也是美国催动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深层忧虑所在。
美国意识到，不把握制造业，必然受制于中国。
制造业大量外包，虽然卸下了包袱，提高了效率，也同时增加了风险。
在中美目前政治较劲的关系背后，实际上有着经济、贸易、供应链和高科技上的全方位考量。
以上所有判断，都是源自对中国历史的重新解构，以及中国在古代与近现代与世界的真实连接方式的梳理之上。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全新的解构抛弃了很多可能束缚我们的陈旧观念，使用的工具不老套、不空洞，具备强大的解释力，并拓展了我们在面对未来与世界的更多可能性。
虽然当今的世界并不太平，各国正在激烈对抗并形成针锋相对的阵营，部分脱钩的现实，让曾经赚的盆满钵满的中国的“经贸双循环枢纽”的最佳定位已不复存在。
目前问题已非我们还想不想站稳这个最佳定位的问题，而是美西方已经达成共识不让中国站稳“经贸双循环枢纽”的最佳定位，而试图在自己的价值阵营内自建供应链。
未来的世界将不可抑制的重新走向分崩离析，由全球统一市场进入分割市场的年代，由双循环走向数个内循环。
这是让人遗憾的现实，却也是我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我们可能不得不需要重新找到另一条路来建立与世界的通路。
在全体化正在走向终结，旧秩序瓦解、新秩序尚未成型的关口，我们将如何抉择和应对，考验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和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