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冬天来得很迟，这是个温暖的晴天。两人拉着行李箱小跑出剧院时，还沉浸在音乐现场的震撼中，赶校巴的路上，主题曲在耳边回响。
路口一个红灯令她们停下来，视线上抬，天桥边榕树枝叶折射着柔和日光。突然就不再焦虑：
错过班车就去试试高铁，缺勤被记上一笔，也没什么大不的。
就是在这个时刻，她感觉自己不再是活在管束里的高中生了。
2019秋季学期是前疫情时代最后的大学生活。几乎每晚，准备“新生杯”的谢萌和队友到食堂讨论辩题，直到11点半饭堂熄灯赶人。
食堂二楼聚集了各院学生，一群未知天高地厚、有话要讲的年轻人。餐桌是他们激辩的广场，话题现在看来也有意思：
是改变现实还是接受现实更需要勇气？
文明越进步，人越是自己的主人？
这种肆意喧闹在校园里再难重现，取而代之是错峰与分流。没有教师的专业课电脑室如同网吧，食堂布置得像工位：
餐桌支起隔板，把1张桌子分成8块，每个人埋头在属于自己的方格。
4
2020年，谢萌的新闻采写课期中和期末作业都是采访疫情相关行业人员。她连线了两个熟人，顺利且愉快，拿到95分。
城里虽然偶有小范围感染，学校没有长时间封过，她先后去了两家报社线下实习。
一个本地市民到外省旅游失联的题目交给了她。谢萌在课堂上不曾设想，接触身处变故中的人们时，会滋生出怎样的自我怀疑。对话全程低气压：
我要去了解他们的痛苦，但对他们的痛苦完全无能为力。
在校期间触摸到行业的真实运转，已经是一种幸运。这几年的毕业生告诉我，出于谨慎，有太多实习改在校内进行，测绘专业还能拿仪器在学校里测，考古专业拎着洛阳铲无处下手。他们需要真正的工地和现场。
一则HR说不招某省上网课的学生的传闻，曾激起过广泛的焦虑。
倪蔻入学时，建筑设计是这所985高校的高分专业，四年后已是调剂对象。她形容像上了一条贼船，航程还比别人的漫长。
房产公司和设计院裁员都来不及。60人的专业，选择就业的不超过10个，参加过校外实习的同学也很少，今年大家都在冲考研。全国本科毕业生人数471万，考研人数457万。
她连发几个摆烂表情包：
现在这种状态，大学毕业和高中毕业的社会阅历，是一样的。
5
1980年，北京西城官园育强胡同，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杂志刊发一封署名潘晓的长信。
编辑同志：
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它的尽头。
她说，眼睛所看到的事实总是和头脑里所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讲述了在组织、友谊、爱情、家庭生活中的种种不幸后，“潘晓”发出令读者像踩到电门一般的叩问：
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全国为之一震。此问翻腾起一场人生观大讨论，那年，编辑部收到六万封来信，其中不少是几十、上百人联名写的。
时任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说，当年轻人有朝一日走出封闭的房间，发现世界不只是一个窗户那么大小，“困惑是必然的，思索也是必然的，困惑和思索说明这代青年开始清醒、开始独立、开始前进。他们大有希望。”
四十二年后，那场关于人生价值和社会伦理的宏大讨论，风流云散。
2022上半年，北京区域部分高校先因为冬奥会延迟返校，后来市内有了疫情，学生一直在家。小范就是线上毕业的一员。
他理解。“我们为了战胜疫情，让渡了一部分权利和一部分自由。无权选择做不做核酸，或者待在什么地方。”对实习和就业的影响确实很大，也是这代年轻人需要克服的。
给校领导写公开信的刘安说，形势向好，管控却向严，应该有人发出声音才对。他仍不忘对我强调，其实学校的优点比缺点多很多。罪魁祸首是疫情，放大了一地管理的弊端。
他体谅。“我们学生和学校站在统一战线上。”
医学生小孚告诉我，对封校的大背景，不做议论是种默契。其实她心里思考过无数遍，认为当然该支持目前的总体方向，只是实际执行出现了扭曲：
这是个变形的电车难题。
虽然当下还没动用过解剖刀，小孚未来大概会成为一名外科医生。这两天，她终于返校了，学校要求先静默十天，国庆期间上网课，之后视疫情情况决定。
小范已经在读研，还在北京。学校开学后愣是封了半个月，最近刚解除。对床的兄弟本科在兰州读的，他说如果没有疫情，四年应该足够他对兰州这座城市多加了解。现在却好陌生。
像一场不出站的中转。
疫情以来，他们经常是人躺在床上，隔壁手机播着老师讲课的声音。今年的毕业生大多没有获得院长亲手拨穗，没有一张像样的合照，没有好好道过别。
有人自己P了一张毕业照。有的则被拉进一个腾讯会议里，开摄像头，截图完事。
他们给我的描述相似得出奇——稀里糊涂地拆开快递包裹，取出一本毕业证：
原来我毕业了啊。
没有庆祝也没有人道贺。一阵风吹来，人生这一页，轻飘飘地翻过。
（注：文中学生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