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客自故国来，到舍下小叙，谈及一年一度的高校升学考试即将临近，京城里为人父母者不免又是人心惶惶。多年来，我们的高考总是万人争走独木桥，这倒本也是意料中事。不想来客又道，因为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弊端，于是有人愤然不平，认为如此的高考制度倒不如废除的好。来客小我几岁，知道我曾身历文化革命中之废除高考制度，于是便想听听我的感想与见解。
其实据我的观察，如果说中国社会还有什么事情能够算得上公平的话，考试制度应该是头一样，而且无论是旧时代的开科取士，还是新时代的高等教育考试。当然，考官的泄题和贿考，考生的夹带与捉刀时有发生，利用权势的舞弊丑闻也在所难免，但相较于中国其它的政治运作而言，考试制度无论是在哪一朝哪一代都应该还算是清明。这就难怪当年明末西方的耶稣会传教士到了中国之后，尽管发现中国有不少地方落后于西方，但一旦见识到我们的科举制度，莫不以其成熟程度而感叹不已。
因为考试制度有了这份公平，大家也就十分在意考试的结果，由此我记起我们湖南同籍名人曾文正公的一桩轶事。
湘乡的曾国藩先生中了三甲进士，赐“同进士出身”，但他总是觉得差着“进士及第”和“进士出身”一截。后来即便作了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位极人臣，但对此仍旧耿耿于怀。一次与友人相聚，他自己出了上联“如夫人”征对，座中一人不知曾公的心结，贸然对以“同进士”，曾国藩觉得大扫面子，自讨没趣。
有趣的是，在曾文正公身后许多年，也就是前几日，偶然读到一则花边新闻，却证明人心还是很古的。新闻说到一位刚刚放洋读了两年书的女孩子闹出一桩笑话，因为求名心切，扬言在外国得了一个博士。有人不免置疑，便向她的父亲求证。她的父亲却另有一番独到的见解，认为问题出在如今的人少见多怪，其实正如现在国内提拔干部一般，因为名额有限，不能全部提拔成科长，于是便有“同科长待遇”之说，他女儿的博士学位就是“同博士待遇”，实际上都是根据相同的道理。听了这番宏论，我不免想到，曾文正公的“同进士出身”可是货真价实，那是道光十八年戊戌科三甲的第四十二名进士，与“同科长待遇”或“同博士待遇”绝对是大异其趣。
笑话归笑话，不过由此可见，考试制度下得来的名誉和地位，到底不是其它鸡鸣狗盗的头衔可以相比，所以资格的评定，遴选的安排都格外受到大家的重视和对待，就是吹牛也比不得其它场合的信口雌黄，总要特别多加几分小心才是。
诚然，八股式的科举由于不能鼓励新近知识的发展，到底吃了洋枪洋炮的亏。到了清代末年，有识之士便提倡废除科举制度，引进新式教育。一八九八年，康梁协助光绪帝发动了戊戌变法。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但改革的大部分内容，如废除科举制度和引进新式教育仍被保留下来。其后，先是光绪二十七年于直隶等七省四十五州府县停文武考试五年，继之，于光绪三十一年（一九O五年）因袁世凯和张之洞等人的力主，终于正式永久废除了中国自隋唐以来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最终被废弃，但我想废弃的应该只是教育的内容，科举考试的公平形式按说并不坏，至少鼓励大家按正当的渠道在社会上公平竞争得到擢升。北宋初年开始就行之有效的锁院、糊名，誊录等严密的操作制度和摒弃汉代“察举”、“征辟”和魏晋的“九品中正”，不以门第为人才标准的选拔体系，为各代朝廷不知挑选了多少社会精英。况且就考试制度的某些弊病而言，相较于官场上司空见惯的明火执仗，或是不择手段的强取豪夺，可以说是两害取其轻。如今社会昌明，人心开放，多少事情都是照搬国外，但统一的高等考试制度却仍旧能够沿用至今，世道人心也还大体认可，我想就是这个道理。
清末废除科举之后，中国历史上还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废除高考制度一案，而且连带着所有升学考试都一并废除。清末的废除科举，余生也晚，没有能够躬逢其衰，但至今也还没有见到有人替它翻案，可见还是相当得人心。至于文化革命的废除高考，我却实实在在地躬逢其盛，离旋涡的中心也并不算十分远。而如今许多人都把那次废除高考制度连同文化革命中的种种举措一起全盘否定，笼统而言，这种判断似乎有理，不过细讲起来，我的看法又有所不同。如今身在海外能有这样的感慨而旧事重提，实在是因为从我的亲身经历来说，发现荒唐与合理往往互为表里，动机与效果时时难得一致，利弊得失又因人而异，始作俑者与身蒙其事者的想法与利害固然南辕北辙，但其结果有时却会殊途同归，凡此种种并不能够一概而论。而且身经此事，在我少年人事懵懂之间还大获政治运作之教育，所以至今不忘。
温故知新，其实不妨先来重读一段《人民日报》当年的社论：
“目前，北京和各地的许多大中学校，广大革命学生、职工和教师，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冲破资产阶级保皇党的重重阻挠和压制，正在向教育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猛烈开火。但是，这场斗争，还是刚刚开始，许多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还没有攻破。如果在这个时候还是按照常规进行升学考试，势必使教育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途而废，势必挫伤左派学生的革命积极性，助长资产阶级右派的反革命气焰。”
“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再指出，旧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包括招生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这种旧的招生考试制度，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危害极大的。这个制度，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而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分数挂帅。实行这种制度，是严重地违反党的阶级路线的，会把大量优秀的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的子女，排斥于学校大门之外，为资产阶级造就他们的接班人，大开方便之门。”（文载《人民日报》1966年6月18日，详见附件。）
可见理由大致有两条：其一：恐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途而废，这是顾及眼前利益；其二：考试制度本身的罪恶，这是着眼长远利益。
谈到这里，不妨从我个人的记忆说开去。
一九六六年的初夏，文化革命行将掀起高潮的时候，我正在北京四中读书，初中还没有毕业。当时，嘉靖年间的海瑞为何要大骂皇帝，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又如何成了叛徒，这些几百年前暗藏玄机的历史已经让我们这些十五六岁，世事懵懂的学生煞费思量，但另外还有一桩心事是旁人所没有的，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升学考试正在日日逼近，虽然不及高三学生准备高考那样吃紧，但也总还算是人生的一桩大事。
所以说到上述社论中要点的其一，在六六年文化革命的大布局上，尽管废除高考只不过是一步小棋，但要继续大闹下去，企图倚重造反的生力军中学生，就要给予自由发挥的最大空间和时间。明说是废除高考，其实还有更深一层的政治考虑，就是若要利用中学生的狂热，则废除高考制度无异于扯断最后一条锁链，如此学生才能全心造反。所以此令一出，犹如大水决堤，形势便更加不可收拾。其中用心之巧可见一斑。现在看来，当年七、八月份的抄家灭户、破财伤人，直到最后闹出人命关天的大案，都是与此前的废除高考有着承继关系的。非如此，红八月不会闹得那么酣畅，正如《水浒传》里的洪太尉放走妖魔，始作俑者是十分了解其中三昧的。所以如果单单说到这一层，如今否定文革中废除高考制度一案绝对无可厚非。
然而社论中这一层考虑是不好明说的，所以总要找出废除高考的其它理由，于是乎还有原因的其二，就是招生的所谓阶级路线，排斥革命接班人，替资产阶级招降纳叛。这其中的门道就比较更复杂一层。
老实讲，自从政权易手之后直到文化革命之前，学生的政治表现与家庭背景早已渗透到招生标准里面，“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徒有其名，“自古英雄不问来路”甚至成了动辄得咎的主张。到了文化革命前夕，身受其害的实际是并不热衷空头政治的学生，所谓阶级路线排斥工农革命子女于门外的说法只是故弄玄虚的空穴来风。而且恰恰相反，那个时候的烂污其实正是利用政治权势走门路钻营升学之道。这样的例子在我所在的北京四中这种学生成色不算太差的学校里早已俯拾皆是。因此上，在这种招生制度早已荒腔走板的形势下，却还要提出什么迫害革命子女这类当年匪夷所思的理由，如果不是无的放矢，就无异于火上浇油。
所以，如果说中国新时代的高考制度何时最不公平，我想文化革命前夕应该是已经达到其顶峰，如果废除，那个时候最应该废除。象我这类生性散淡的人从旁冷眼看去，想到与其在这种毫无竞争可言的荒唐制度下任人宰割，倒不如索性大家上不成学，读不成书，玉石俱焚，反倒快活。当时我就是抱着这样的心境等待着时局的变化。乍听起来，这话似乎与当年《人民日报》的口吻如出一辙，只是心思与社论上的论调和主张却是南辕北辙，大相迳庭。
真是天亦有道，升学考试有可能废除的消息不胫而走。这时，我最关心的不是如何准备功课，应付考试，而是四处打探考试何时废除。
六月十八号，《人民日报》终于发表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学生要求废除高考制度的文章。紧接着就是四中高三五班的附议。在这些紧锣密鼓的群情高昂之下，政府终于作出响应民心的决定：废除高考制度，这倒是一贯上下呼应的手段。因此举而获得政治资本的造反之辈，早已熟知政治运作，风光十足自不必说，像我这等并不甘心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人，这时像是脱了一层枷锁，心中暗喜，也不免奔走相告。只是苦了那些背了家庭政治包袱而又循规蹈距的学生，当初忍痛批判自己的家庭，无非是想赚得一点同情，如今到头来却是前功尽弃，枉骂了自己几世的祖宗。不过倒底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此时也只有高声拥护废除高考制度一途。
按说，当年的升学考试正是我们那一辈人决定终身的大事，可是得知废除考试制度，异口同声的竟是一致拥护，这种咄咄怪事非身历其境是无从体会得到的。所以说，当初的废除高考，看似“大快”了所有学子的人心，其实只是各想各的心思，冷暖自知罢了。
其后，亦如当年所有的政治活动一样，人如海，歌如潮，将个天安门广场挤得水泄不通。我当年所在中学的高三五班造反派虽然不是废除考试制度的“首倡”者，但总也属“附议”者，所以面子十足，全校上下似乎也都与有荣焉。
不过，就在这种“皆大欢喜”的气氛之中，当初有件小事让我又多少见识了此类政治运作的手法，值得一提。
就在政府正式宣布废除高考制度的前几日，尽管风声日紧，大势已是渐趋明朗，但毕竟尚无结论。这天我正好糊里糊涂逃了课，扯谎说去写批判三家村的大字报，便随了几个同学到外面去踢球。在门口传达室等人时，正好有个高三五班的政治活跃份子在打电话，我在一边不免伫足好奇凝听。他正与对方说到，如今高考制度是愿意也要废除，不愿意其实也要废除，他们已经得到内部消息，现在上面已经有了正式决定，其实三两天之间就要发表，只是现在需要自下而上的首倡一下，上面的文章政府自然去作。大势既已如此，我们何不抢先，正可捞些资本。听来对方觉得兹事体大，有所顾虑，他便把底牌和盘托出，鼓励说，四中干部子弟太多，容易给人以口实，所以由你们“首倡”，我们再来“附议”，头功你们尽管拿去。听到这里，尽管我也正在翘盼废除考试制度，但没有想到的是，关系千万人一代前途命运的举措竟然可以是如此决定的儿戏。但我又想到，这样的政治手段竟让一个毛头小子在中学传达室里的电话上运作，又不能不说是百密一疏，千虑一失。
果然不出所料，其后《人民日报》终于发表了北京女一中高三四班的学生要求废除高考制度的文章，紧接着就是四中高三五班的附议，印证了我的消息。
时过多少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从旁得知，女一中的这个高三四还真是个工农子弟占多数的班级。于是教我不得不佩服当初我们学校的革命小将政治意识与手段竟如此老道与娴熟。
再过几年以后，政治形势陡变，伟大领袖终于想起“大学还是要办的”，当然此时也只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推荐”制度可供其选择了。后果当然可想而知，如同“大跃进”中的“大炼钢铁”，结果是终于造就出一代废品。不过倒是成全了那位“白卷”书生，奠定了他在中国教育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
十年一梦，七七年终于废除了遴选“工农兵学员”的独出心裁之举，重新恢复了高考制度。只是应该指出，此时世道人心早已大变，其后恢复的高考制度再也无法恢复到文革前的荒唐。
现在平心想来，光绪三十一年的废除科举和一九六六年的废除高考两案，动机与效果各有不同：光绪三十一年的废除科举，发韧于康梁的维新主张，用心实在是要变法图强，所以维新失败，废除科举却能最终成功；而一九六六年的废除高考，肇始于文化革命，用心只在利用“革命小将”，并将所谓择才的政治标准推向荒唐的极致，因其仅为一己之私，终不能长久，所以文革失败，废除高考也就终于人亡政息，到底没有能够实行下去。两者主张似乎同途殊归，结局的相同与相悖，可见原来由不得人，只是在这一废一兴之间，不知多少人的命运却由此改观。
说到科举的废除，光绪三十年甲辰科历史上最后一名状元刘春霖的书法到今天还是收藏家的目标，探花商衍鎏后来在德国汉堡大学中文图书馆很有建树，五十年代政权易手之后，还做到中央文史馆的副馆长，对当年的经历写过《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当年榜上有名的一些进士，后来不少还成了著名的历史人物，如谭延闿、沈钧儒等人，可见科举到底还是能够发现一些人才。
而身历文革中废除高考制度的我们这一辈人，现在说来，似乎十年文革中断，荒废了人材的培养，于国于民都是不利。其实我倒不这样认为，与其延续当年徒有其名的考试制度，还不如废除的好。就我个人机遇而言，高考制度十年兴废的反复似乎恰到好处，非此一废，不得逃脱政治羁绊，非此一兴，不得咸鱼翻生。如今旧话重提，纵然十年的教育荒废使我其后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也无论是求学还是谋生，学历上的先天不足几次三番地令我尴尬狼狈，但两害取其轻，我倒宁愿眼下的结局。这种感情恐怕是当年废除高考制度的始作俑者所未料及的，况且，靠了我们那一辈人充作革命的实验品，而终于成就了今天尚称公平的考试格局，倒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所以也就实在值得后学小子的珍惜，万万不可因其缺陷而轻言废除。
至于说到当年我偶然发觉到施行“废除高考制度”的政治运作时一点小小的纰漏，那不过是江湖上的把戏，难免偶有失手，倒也没有什么打紧之处。只是从此之后，我对所有的政治套路都一概兴味索然罢了。
进而想想三十多年前庆祝废除考试制度的游行大军，再看看如今京城里穿梭于各类五花八门考试辅导站的莘莘学子，怎不让人恍如隔世呢！
二千零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二闲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