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七、一八年，美国外交思想界对中国态度表现出基本转变，标志是亚细亚学会和胡佛研究所分别发表的两份报告，编写小组都是美国对中政策的要人，给出的讯息同样是，过去自尼克逊与基辛格时代起、执行了四十多年对中国的“策应方略”（engagement policy）彻底失败，不仅没有改变中国政权本质，反而让中国成功渗透西方社会的每一层面和角落，无疑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引狼入室。其后华府的中国政策跟着转向，明显表现在双边贸易、高科技、文化交流、台湾议题等各方面；这些做法在特朗普总统任内开始，拜登总统延续。
不过，要全面修正对中政策不容易，因为美国政界立即出现质疑甚至反对的声音；一些亚裔政客马上指责华府的新取态不仅引起对华裔美国人的歧视，还助长了社会上出现的仇亚情绪甚至行为。面对这种基于种族观点的责难，美国的中国政策圈里很快出现罕见的所谓“两党共识”，大家都迅速归位到“中共不代表中国”、“中共不代表中国人民”以及由此引申的各种说法底下。这些说法我统称之为“党国两分法”，其好处是简单即食、政治正确，给予政策执行者一个方便着力点和若干政治上安全的运作空间，但仔细分析却大有问题，不仅过分简单，而且包含理论和实际上的错误，会导致低估中共的软硬实力，是一种脱离中国文化、历史和现状、迹近真空的说法，以之作为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对华政策的基础论述更是危险的。
要看出上述“党国两分法”的谬误，我们不妨先把视野缩小到共产党及其党员之间的关系开始看。大家都知道，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主要是一个垄断性的利益集团，什么马列毛意识形态甚至民族主义都不过是幌子，脱离利益它就什么都不是；但问题是，利益很实在，而共产党对党员的利益照顾非常周到，党员在任何资源分配事情上都比非党员优先，在每一个层次皆如是。换句话说，党员有特权。如果大家有耐性细读一些中国的地方小内宣，就可以看到，哪怕是小到在小城镇里的夜市开一个档摊，党员也有多方面优先，利益讯息非常清楚。当然，这种特权大体上按党员等级高低决定，但正因如此，每个党员都有某程度上为党服务、听党的话以求“上进”之心，就和任何社会里人们都会不同程度努力攀爬社会阶梯一样。偶尔我们会听到某些党员和党领导闹矛盾，例如马云、任志强等，但那不过是党内派系利益之争。我们不必怀疑，中共一天掌握著资源分配的大权，就一天能够得到党员的实质支持；没有多少个党员是傻瓜，蠢得要和自己的特权和利益作对。在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是充分地代表着它的党员的。
今年的中共党员数目已经达到九千五百多万，接近一亿。假设平均一家三代四口，那就表示，中国有大约四亿人是家里有党员、因而可以享受到某种非党员没有的好处的。但党员和非党员之间的界线，并不就是支持和不支持共产党、能或不能被它代表的人之间的界线，因为还有不少家庭，纵是家中没有党员，也是正在透过各种途径让至少一个家庭成员入党的。这些家庭也绝对不会反党，甚至反而会因为要争取有成员能够入党，表现得更爱国爱党。这样的家庭有多少个，当然没办法准确知道，但可以作初步估算。
大家知道，入党的预备班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除非是高干家庭或有特殊关系，否则要入党的话，出身寒门的中国人都要“十年寒窗”，在共青团规定的十四岁到二十八岁的团员年龄上下限里浸够日子。共青团的最新团员人数是七千五百万。假定其中一半团员的家庭里已经有起码一名党员的话，这就表示有三千七百多万个家庭亦即大约占一点五亿人口的非党员家庭里有一个团员。这另外的一点五亿人口大概都可以视为共产党的支持者，说共产党能代表他们也合理。
然而，共青团也有它的预备班，那就是专责培养六岁到十四岁小孩子的少先队，洗脑中国人自小就仇恨日本鬼子的那个组织。2010年少先队的人数是一亿三千万（近年少子化，人数一定下跌了，党媒不再公布少先队人数）。对比该年的人口普查，一亿三千万差不多就是当时六岁到十四岁的人口组的全部。有少先队成员的家庭，父母大抵都还年轻，已经入党的应该是少数；假设一亿三千万队员其中一半是没有家庭成员是党员或团员的，那就表示再有另外的二点七亿人口是家里没有党员团员而有少先队成员的了。年轻家庭大概也不会很反党，父母何必毁了小孩子的前途呢？而且，共产党对年轻父母的洗脑可能更有效，因为他们都不曾经历大规模的毛式动荡例如文革。大家下载或点击这个视频看看，是一个刚学会走路、两岁左右、远未可进少先队的小孩子“自觉做核酸”；那显然是党媒为教育年轻父母要他们的孩子学会遵守社会纪律而拍摄的，应该很有效。
共产党的利益链条、洗脑系统，是一环扣一环的，从小做起、逐步强化；按上述估算，整个系统从党到少先队已经直接囊括了八点二亿人口，也就是大约中国整体人口的六成。这个六、四分割，刚好就像香港当年的民主、保皇两派支持者的比例。如果考虑到共产党的洗脑不光是在党、团、队系统之内进行，而是一个“举国体制”，那就更加不得了。但这也只是从量的方面而言；如果从质的方面看就更甚，单是党员就囊括了中国的绝大多数精英。除非中共推行的人类史上无前例的大规模洗脑无效，否则要说中共不代表中国或者中国人的话，就必须提出比上述估算更有实质基础的根据。
中国共产党已经不是一般西方意义的政党，甚至也不是西方人熟知的纳粹或苏俄式的专制主义政党。它依附在大部分中国人身上、与之结合而成为一个富有邪恶生命力的党国命运共同体。它控制人民的手段得心应手（半年来的高压封城几乎无人公开反对），但那绝对不是因为它挂著的那块马列主义招牌，更加不是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而是那几千年来已经被一系列专制皇朝塑造得非常懂得在专制体制之下生存、发展的人民和他们身上遗传所得的一套与专制主义高度兼容的文化基因。中共与苏俄不同的是，它在关键时刻出了一个邓小平，充分利用了西方政客和商界的一厢情愿和短视，把濒临崩溃的共产主义经济变成一个朋比资本主义经济，天衣无缝地与党和不幸被专制塑造成的中国人民结合，形成强大的三位一体。如果中国真是像一些崩溃论者说的那么不堪一击，那么上述二零一七、一八年的两份报告就根本不需要，而其后的美国对中态度转向也不会出现；只需继续那一直以来的“策应方略”，中共就很快完蛋。然而，现实并不如此。
遗憾的是，两份报告面世以来，美国乃至西方的中国政策圈都未能解释他们对中国的长期错误判断的症结所在。之前的“策应方略”的理论基础认为，配合中国发展经济，能够帮助中国尽快孕育出一个强壮的中间阶级，而这个阶级会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这里说的中间阶级，原指处于贵族地主阶级与城乡无产者之间、由大小资本家和工商专业人才构成的“中间阶级”，而不是指收入处于中等水平的群体。这样的中间阶级，的确是历史上西方民主化进程的主要推手，但在中国却完全不是那回事。民国时期原有的中间阶级已经在1949年之后彻底消亡了。今天中国的中间阶级是邓小平倡议“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才出现的。
最先大胆而有效地响应邓小平那个号召的人，就是跟着发生的“干部下海热”里头的主角，即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党员、干部。他们“下海”之后成立公司，跟还未“下海”的党政干部亲戚朋友里应外合，后者给前者开绿灯、给方便、一起亏空公有财产，前者给后者干股，大家一起闷声大发财。不出几年，中国社会的贪腐已经无可药救，于是有反官倒的天安门事件。邓小平出动了坦克和机关炮，替他一手催生的中国中间阶级护航保驾。而这个阶级就是西方寄望能够带来中国民主的阶级。可是，这个源于共产党、党对它呵护有恩、现阶段已经垄断绝大部分中国经济资源的阶级及其第二代（想想华为两父女、那些在美国名校念书的爱国爱党高材生），感激共产党还来不及，哪里会帮助中国民主化？含这等孽力的中间阶级支持的共产党于是有强大邪恶生命力。
在“党国两分法”之下，“中共不代表中国”等说法基本上都是错的，它在目下西方强调政治正确的社会文化之下，对推行抗中政策有一些权宜好处，但美国和西方的政府如果真的相信这个取巧说法，便会陷入轻敌的“中国崩溃论”，不作长期对抗中国威胁的投资和努力之余，还会引导出各种错误政策，那就太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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