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一名个人和两个组织。其中一个组织名为“纪念”，Memorial。
10月8日，公布获奖者的第二天早上，我收到一名比我年轻很多的北京大学校友的短信。她告诉我，俄国的Memorial组织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她以为我们做的Memorial也一样好和有意义。
我告诉她，在2004年，14年以前，我写过文章，介绍俄国人做的关于受难者的工作，文中写到这个组织。
英文名字是一样的，都是“纪念”。他们主要收集和整理苏联的受难者资料。我们的网页则收集和记录中国受难者的名字和生平。他们做这项工作的时间长得多，他们搜集和整理出来的资料也多得多。
他们在2004年就整理出一百三十万名受难者的资料。我只整理出了一千人的。这是有原因的，在苏联，大量迫害通过法律审判进行，受害者被处死或者被送往遥远的劳改营服刑。这些审判不是真的审判，所以被称为“ShowTrial”，可称为“演戏性的审判”或者“表演性的审判”。可是法院留下了记录。在中国，则用了所谓“群众专政”，受害者在他们的工作单位被他们认识的人侮辱打骂和虐杀。毛泽东没费心组织哪怕是假的审判。例如，连文革前的国家主席刘少奇，1969年死于关押中，死亡十年后普通人民才被告知他早已经死了。要找中国受难者，得到各个工作单位去找，而那些工作单位往往不准查看他们的内部记录。在我们的网页上和书里，一千个受难者是一个一个地找出来的，所以缓慢。
但是应该说，俄国的“纪念”组织做了长期的大量的不懈不止的努力，才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令人钦佩。下面是我在2004年写的一篇有关短文。希望我们的中国“纪念”会发展扩大。
王友琴写于2022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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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发表于香港《开放》2004年10月号，后长期存放于我的网页ywang.uchicago.edu和ccrhm.org。（这两个网页在2002年和2022年被中共当局在中国国内禁止了。在中国之外都能看到。我们也在继续增加内容。）
记载1,345,796名受难者
——介绍俄国的两张光碟
王友琴
我的《文革受难者》一书里有659个受难者的名字和他们的悲惨故事。
出版前曾经有人提出，这么多名字，缺乏可读性，删掉一些吧。我断然拒绝了，虽然我平常不是个喜欢拒绝的人。幸好出版人同意了我的坚持。书出版后，很多位读者说，这本用小号字密密排印的50万字的书，让他们读起来就“放不下”。这使我对自己当初拒绝删去名字的决定感到放心。“可读性”不是这本书的主要目标，但是显然，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对读者有了很大的吸引力。
另一种批评意见正相反。有人问，文革的受难者那么多，你只写了659个不是太少了吗？对这种批评，我全部接收。我总是说，是啊，我做得很不够，应该做得更多。有时候，我还会诚心邀请说：您可以帮助来做吗？我从不反对这种批评，因为我知道这项工作还差得有多远。
今年3月25日，俄国出版了两张光碟，光碟上有一百三十万个名字，是斯大林恐怖政治的受难者。看到报纸上的这个消息，尽管先前已经读过不少有关书籍，知道斯大林的迫害规模之大和程度之深，我还是深感震动。一百三十万，多么大的数字。这是一百三十万个人，曾经像我们一样存在过的生命。
大学图书馆的俄文采购应我的请求去订这套光碟。远在俄国的制作人回信说，他们不收费，只是经费有限，不能用快件寄来。好多个星期之后，光碟寄到了。我把光碟插进电脑打开。在首页上首先看到了“1345796”数字。这个数字长得让人感到像一个身份证或者书本出版的编号，而不是一个实数。顿了一顿，我才意识到这就是报纸说的“一百三十万”受难者数字。光碟里有他们的名字，履历，还有照片。一个人一个人地陈列出来，总数当然就是要准确到个位的。人的单位本来就是“个”，而不是“万”。
在数字如此浩大的受难者中，有四万四千五百人是由斯大林和政治局委员们批准逮捕的。在383份打字名单上，留下了大恐怖的最高领导人们手写的批准和签名。光碟上有这些名单和批示的一页一页的照片。斯大林用红色铅笔写下了大而潦草的“照办”以及他的签名。他真是把他自己当成了阎王，可以批点生死簿，把一大批一大批人送下地狱。在历史上，在他之前，还没有哪个统治者有这样的权力和用这样的方式来剥夺千万人的命运。
能送到政治局批准的，是有相当社会地位的人。有的时候，斯大林还会从长长的名单中勾去一个或者两个名字，比如，他曾经把一位女士LilyBrik的名字勾去了，他对专管捕人关人处死人的内务部长叶若夫说：“我们不碰马雅科夫斯基的妻子。”明显可以看出斯大林其实并不在意名单上的人有什么罪状，因为他知道那都是为了治罪而编织出来的。马雅科夫斯基那时已经死亡，他是著名诗人，曾经热情歌颂布尔什维克革命，中国1950年代的中学语文课本里收有他的诗。
至于一百三十万中的普通人的名字，是不会送给斯大林阅读的。对斯大林来说，一百三十万只是一个统计数字，他要下面完成的杀人、判刑和送劳改营的数字。他写过一张字条：“我把Krasnoyask地区的第一类囚犯人数提高到6,600。”当时的逮捕和处罚“反革命”的命令打印出来，好像财政预算书一样，其中把人分成两类，“第一类”是枪毙，“第二类”是送劳改营。只有对地位很高或者比较特别的人，他和政治局需要直接的接近的控制，需要审批名单。在斯大林笔下，处死一个地区的6,600人，比杀死此数的鸡或狗还轻松简单。
这套光碟的标记，是一支燃烧的蜡烛。这个构图意味着纪念和追思。这个标记线条简单而含义明晰，是很好的设计。光碟上也有一些各地人们建立的受难者纪念碑。从照片看，这些纪念碑都不是高大华丽的那种，但是朴素的样子和较小的尺寸，反而使人感到人们实在的悲痛和心底的记忆。
在光碟的资料来源介绍中，有一些书籍的封面。这些封面设计中，有多个以一截带刺钩的铁丝网为主要构图部分。这是劳改营和压迫、监禁的象征。1967年，当俄国作家索尔仁尼琴第一部关于政治迫害系统的大型作品《古拉格群岛》的时候，他在“后记”中指出，那一年是两个周年纪念的年头，即：建立了古拉格群岛的革命取得胜利五十周年和发明铁丝网一百周年。正是铁丝网在建立劳改营方面的使用和劳改营前所未有地广泛建立，把两个本来并不相干的周年联系在一起。铁丝网成为那段恐怖历史的象征物。
数字化技术使得光碟的承载能力及其可观。一张光碟上可以装载的资料非常之多。我买过一套大英百科全书光碟。在书架上，大英百科全书是一大排又厚又重的书，数字化后，也只是两张光碟。而苏联政治恐怖的受难者，因其浩大的人数，竟然也要装满两张光碟。这是多么巨大的人类的惨剧。两张光碟，很小很轻。但是这两张光碟，装载的是多么沉重的痛苦，如此众多的生命，实在是太重太重。
这两张光碟记录了俄国人遭受规模空前的政治恐怖，从另一方面说，这两张光碟的制作也是一项令人惊讶的人权和历史工程。这是俄国人长期努力的结果。在索尔仁尼琴的三卷《古拉格群岛》中，描写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和227个人提供的口述、回忆录和书信，勾勒出这套迫害性制度的框架和轮廓。因为这本书1970年他被驱逐出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