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字面意思，"二十大"不过是一个政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一个由境外势力支持建立的西方意识形态政党，按照这个政党现在的宣传，它根本不应该在中国存在。但是，这个政党夺取政权之后，在中国建立了专制统治，并且在专制技术上与时俱进，建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数字极权。因此，这个政党的二十大关系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二十大"。
在中共的二十大开幕前夕，2022年10月13日，在万马齐喑的中国，在严防死守的北京，有一位抗议者，经过精心筹备，来到北京四通桥上，以巨幅标语、高音喇叭和冲天浓烟，浓墨重彩地写下了自己的"二十大"。
后来人们发现，这位勇敢的抗议者在网络上留下的姓名叫彭立发或者彭载舟，并提前散发了长达23页的阐释和动员文字。他在完成了抗议行动之后，从容地走上了紧急赶来的警车。
也许官方永远不会公开证实他的身份，但是已经无法做到彷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直斥习近平为"独裁国贼"的高音喇叭，如同刺向专制黑暗的利剑；那道难以扑灭的浓烟，如同高高飘扬的旗帜，瞬间已定格于历史之中。
而他展出的巨幅标语–"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做奴才做公民"，"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已经出现在全球各地大学校园的墙壁和地板上，以及中国多个城市的厕所里。
人们认为，这是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之后，最为震撼人心的抗议活动，称他为"新时代的坦克人"。
在狂欢夜中做个自由的舞者
尽管如此，网络上仍然发生了一场争论。有认为这场抗议只是普通人的个体行动，不必政治化解读。
事实上，以个体行动对抗荒谬的集体掠夺，正是此种抗议的意义。我曾经回顾自己三十年媒体生涯，一以贯之的工作之一就是劝说人们在重大历史时刻，在政治宣传的宏大叙事中，勿忘个人立场，坚持个人价值，避开时代洪流的挟裹，书写自己的历史。
——无论你是何种角色，都不要被历史的大潮淹没，或者冲刷去你的独立存在。至少你要在大时代中做个坚强的小人物，在狂欢夜中做个自由的舞者。
在今天越来越冰冷和窒息的现实环境中，这些言辞显得过于浪漫化。无处不在的“防疫志愿者”，专门收拾“坚强的小人物”；而要做一个"自由的舞者"，可能需要以飞蛾扑火的精神，乃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有人会问，这样的牺牲有什么用？其实，无论是永远无法确知姓名的“六四”坦克人和编程随想，还是有名有姓的"孤勇者"刘晓波、郭飞雄、王默、吴淦、许志永、王怡、张展、任志强、许章润……他们已经改变了历史，我们就生活在他们改变过的历史之中–尽管这样的历史仍然很黑暗，但是谁也不知道，没有这些勇士们的抵抗和牺牲，历史还会黑暗成什么样子。更何况，正如他们受到以前的抗争者的激励，他们的行动也会激励未来的抗争者。
政治中没有专制者的位置
四通桥抗议是一种政治行为吗？严格地说，正确的提问应该是：人民大会堂里的“二十大”是一种政治吗？
尽管中国古代典籍就有“政治”二字，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我们现在使用的“政治”来自日本人借用古代汉语翻译的西方术语。正因为如此，即便是习近平讲话中谈到政治，官方英语译员也会毫不迟疑地翻译成politics。
Politics的源头是古希腊。古希腊的政治是城邦政治，年满20岁的公民（不包括妇女、奴隶和外邦人）都平等地参与城邦的管理和统治工作。亚里斯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而"政治的目标是追求至善"。
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学者肯尼思•米诺格所著牛津通识读本《政治》中，第一章的标题就叫“政治中为什么没有专制者的位置”。米诺格写道：“今天我们将专制主义（连同独裁和极权）定义为一种政体。这会使古希腊人大为惊骇，因为古希腊人的独特（也是他们的民族优越感）恰恰在于他们不同于那些听任专制主义统治的东方邻居。”
书中还写道：“希腊的法律和政令不是出自一个专制君主的宫廷，而是经过在概念上平等的公民们聚在集市广场上讨论后得出的。这广场往往也是政治论坛。”显然，公开呐喊的四通桥抗议，比闭门作秀的人民大会堂开会更符合政治的定义。
因此，如果一定要区分的话，我们只能说：四通桥勇士在实践政治，而习近平在搞专制。
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