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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那个意识形态还在，那个社会基础还在，重回阶级斗争的年代，是易如反掌的事。
中国社科院院长王伟光关于开展阶级斗争的说词，在某些人看来，这是及时的应景之作，也是适宜的警世之举。
王伟光的说法遭到了知识界的围攻与声讨，甚至有人扬言要”绞死“他，表达了人们对倒行逆施者的愤恨之情。但是我们还应当清醒认识到，权力并不会站到知识分子一边。堂堂的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讲话，会是”空穴来风”吗？
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在极左势力不懈的努力下，成功地否定了被否定的文革，走完了“否定之否定”的完美过程。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斗争哲学，依然是管控着人们思想的意识形态里的重要内容。
王伟光关于开展阶级斗争的言论，或许很快会变为现实。其实，这个”斗争”早就开始了。
（二）
君不见那年本该是行政税收解决的问题，却借崔永元之手，煽动起亿万民众，楞是把崔永元与冯小刚之间的个人恩怨（冯没有兑现让崔在《手机2》里饰演角色；并抄袭了崔的一些“构思）”，演变成了人身攻击甚至诬陷他人的带着正义色彩的”伟大斗争”。
在把问题上升到”戏子误国”的高度之后，围攻讨伐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网上的批斗会一场接一场，完全剥夺了被批判人为自己辩护的权力。说你有罪你就有罪，这和文革中欲加之罪的大小批判会有什么区别？
搞臭了范冰冰无可厚非，搞臭了冯小刚和刘震云，再外加一个被无缘无故扣上“崇洋媚外”帽子的李咏，道理何在？而李咏之罪，仅仅是因为他移居到了美国，况且他还是一个因病不幸故去的人。
上述这些对人格、对人的尊严、对人的基本权力的肆意践踏，已经到了没有底线、令人发指的地步。然而，整个社会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人们习惯了暴戾之气，习惯了不用依据事实去讲道理的思维方式，习惯了围观看热闹，享受顺便踢上一脚、置他人于死地的快感。甚至某些涉事群体、涉事个人，竟没有人站出来为他们的无辜作证，没有人站出来说一句公道的话。有的却是冷嘲热讽，冷眼旁观，默不作声。
（三）
如果说花里胡哨的文艺界里的人难免有”尾大不掉“的毛病，容易让人抓辫子扣帽子，那么真正严肃严谨的知识分子，难道也是不堪一击、难逃厄运吗？答案是肯定的。
那个方方不就是写了几篇日记，不就是说了一句”引咎辞职，追究责任”的话吗？结果惹来了大祸。因为这句话刺到了权力的痛处，刺到了问题的要害，于是便犯下了弥天大罪。她长时间遭到围攻围剿，被谩骂被恐吓，甚至生命安全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极左势力的大小虎狼们，甚至要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罪”置她于死地。对于一个忠实记录现实生活，敢讲真话、敢吐真情的弱女子，我们的社会表现得是何等的嚣张霸凌，何等的冷酷无情！这一切，都是那只看不见的权力之手精心策划和精心导演的。
与此同时，凡是支持方方的人，只要你有点头脸，盖在棒打之列，且是露头就打，决不手软。湖南大学和海南大学的两位教授，皆因支持方方，以”不当言论“获罪，为此丢掉了工作，丢掉了饭碗。她们在饱受网络水军与新老粉红们的围攻批判之后，沉默了，消失了。
现在，在武汉，在全国，还有谁再敢对疫情中领导的失职渎职进行追究问责？没有啦！追责已经完全变成了歌颂。
（四）
这恐怖吗？我认为一点也不恐怖。在我们看似平和的日子里，恐惧会时常伴随着你。你会像不敢去搀扶倒在地上的老人一样，不敢去做你认为应当去做的事。你也不敢在大小是非面前去为正义声张，去为弱势群体或个人说话，因为你随时有可能因言获罪。
聪明的知识分子早就悟透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大事小情，得躲就躲，能忍就忍，能不说话就坚决闭上嘴巴。何必惹祸上身糟践自己呢。
所以，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堪一击的居多数，有骨气有血性的少之又少。这就不可避免地让一些知识分子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很合理，也很正常，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问题是，权力已经把这些看得透透的了。顺从驯服的知识分子，正是他们所期待的。没有了这些敢说话、会说话，有独立思想与独立见解的人，撒谎骗人就容易多了，指挥起那帮脑残的乌合之众，也方便多了。
（五）
如果没有大的变化，中国的极左势力会在关上国门后，开展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运动。这种可能性很大。这样，威权尽显神威，权力征服人心。崇拜将调动起狂热的非理性情绪，斗争会如火如荼展开。届时，国人的思想与人格会更加分裂，并在分裂中互相撕咬。人们会把斗争方方的模式不断升级，最终会让很多人学会了顺从，学会了沉黙，学会了对权力的忠诚。至此，一切就都OK了。
那个意识形态将继续引导人们去走为解放全人类而献身的康庄大道。这就是宿命。
不过，最后的结局也可以是宿命的反面。因涉及到对我国内外大势的研判，此刻脑力枯竭，不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