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不时可见评价先秦古籍《商君书》的网文，读罢当即结合商鞅变法的措施，查阅了《商君书》原文。不看则罢，一看猛然觉醒，这本被历朝专制君主垄断密读、并传之皇储的数千年古董，怎么就跟当代党魁毛泽东的言谈、行文与举止，何其相似乃尔。毛泽东的那个思想不就是一套现代版的《商君书》吗？谓予不信，就让我们首先共同来体味一下《商君书》的大旨及商鞅变法措施，再把商君与毛君之说教行事，细细地比较一下吧。
《商君书》大旨及商鞅变法措施，大体上可归纳为弱民贫民、弃毁商业、灭智愚民与野蛮战争观四个方面：
弱民贫民。
商君把民众划分为三类：强民、弱民、奸民。强民大都是富豪、乡绅，人数很少，但能量很大。他们有材力，有高智，有远见卓识。弱民是勤劳朴实的农民，芸芸众生，没有文化，愚昧无知，除了耕田种地，以衣食供养当政者外，还要替国君打仗。奸民是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奸邪小人。除了偷鸡摸狗好赌，当梁上君子，别无能事。为了蝇头小利，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乡间谓为痞子、惰农，现曰流氓无产者。
商鞅提出了一个反常的理论：“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弱民的办法：
一是“以弱去强”，利用弱民去消灭强民，甚至用奸民去驾驭良民，实行流氓小人政治。“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二是统一思想，全民只准存在一个思想——人人都为国君而耕战。游说之士凭油嘴滑舌获得禄位，无补于耕战。故应“禁游宦之民而显耕战之士。”旨在把人们的思想按照君主的意志统一起来，达到“国俗可化而民从制”的目的。
三是疲民，大兴土木，令民疲于奔命，无瑕顾及他事。
四是“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以此控制民众，大行告密之风。甚至连夫妻兄弟子侄、亲朋好邻居，也不能互相包庇，都要向政府检举揭发。致使人人自危，人人监视人人，人人生活在恐怖中。
五是剥夺个人资产，使民贫穷化。除了生存必须，剥夺剩余钱粮。否则，老的强民消灭了，新的强民又出现了。
六是如果还有强民的残渣余孽存在，就发动对外战争，外杀强敌，内杀强民。
七是“重刑”，轻罪重刑。“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
八是取缔农耕以外的各行各业，只准农业一行存在。国家只要一种“民”－－耕战之民，即农民。农民只做一件事，即农战：平时耕田，提供军粮；战时入伍，上战场杀敌。其他如“学民”、“商民”、“技艺之民”、“士人”、“利民(吃利息或投资者)”，统统是危害国家的“虱子”，决不容许他们存在。
弃毁商业。
在灭绝的百业中，商业首当其冲。办法是：加重关市商品税，税额比成本高十倍，商人的雇员必须服役，取消劳动力市场。禁止粮食贸易，“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商人不能买米，只好自己种田；农民不能卖米，就没有粮食市场。农民卖米，由国家统一收购，而价钱则永远定在成本价上，多收了三五斗，就多收三五斗的税。农民给公家送粮食时，还不得雇别人的车；自己的车在回程空着时，也不准揽载。商鞅灭绝商业，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了！于是，全民皆农，都被禁锢在土地上耕种，无法获得知识，也不需要什么知识。全民只能成为君主的生产工具。
灭智愚民。
韩非子写有一段《商君书》没有写的内容：商鞅教秦孝公“燔诗书而明法令”。可见商鞅时秦已实行焚书，商鞅乃始作俑者，商鞅主张法治，与儒家“法先王”的复古思想不相容，故将儒家典籍焚烧之。还把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谓为危害“国家”的“六虱”。以文化专制主义方针来愚化平民百姓。
野蛮战争观。
商鞅认为：“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是个对国外唯武统、对国内唯暴政论者，二者相互为用。
在对外战争中，商鞅独创了一套军法，按斩首多少计功授爵。即：“制爵二十等，以战获首级者计而授爵，”“斩一人者，赐爵一级。”最低级别是“公士”，只要斩获一个敌人的首级，就可获得这个爵位，这不止是一个虚名，能得到1公顷耕地，9亩宅地。所以，秦军每次攻城略地，斩首数少则一万，多则24万，可以想见秦军杀人时，伤者、降者、死者都要斩首。甚至老弱妇女皆死。军士皆在腰上围挂着人头而战，敌军见之吓得不战而逃。总计秦对各国的十几次大战，斩首总数达到150万以上。因而史称秦军“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
如果完不成杀头指标，就提人头来见，或在城下接受刺面、割鼻的羞辱性惩罚。那就只有当逃兵了。可是，秦军五人为一伍，一人临阵脱逃，同伍的四人都斩首，彼此都互相监督了。对于消极作战，或贪生怕死的士兵，不仅本人被治罪，全家都会株连遭罪。故士兵必须奋不顾身，杀敌取首，就算不是为了自己，也要保家人的平安啦，这可真是保家为国了。
为了秦王一己之私，凡能残害民生的手段都用尽了。偏寓西北的秦国，本来就被中国诸侯视为夷狄落后而拒之会盟，但秦国不思进步，一味行商殃法，把愚昧发展为野蛮。秦国社会成了个人间监狱。东方六国皆称秦为“弃礼义上首之国”。“礼义”是华夏文明的核心，“上首功”是按斩首多少奖赏，哪讲一丝一毫的人道。秦王嬴政的重臣李斯并不讳言秦国攻战不讲仁义，他公然对其老师旬子说：“秦四世有胜，兵强海内，威行诸侯，非以仁义为之也，以便从事而已。”这个“便”，就是便宜行事，只要能战胜敌军，什么手段都可以用，最残忍的“上首功”，自然也该用了。
总之，《商君书》就是一部去华夏化的书，一部去先秦优秀传统文化的书。
春秋时齐国管仲首创法家。管仲相齐，齐国成为春秋五霸之首。法家本是个进步学派，但到了战国时期，法家走向“极左”，沦为旁门左道，背离了华夏文化发展的正道。《商君书》堪称集变种法家的丑陋和阴损之大成，是一部“极左”的法家思想的书。
《商君书》是以商鞅为首的法家人物写的。我们一直都把商鞅变法评价为进步的事功，现经具有公知精神的史学家的研读，我们才明白《商君书》是一本祸害、毁灭先秦中华文明的反动透顶的书籍，而其祸害最深的则是帝王的治国驭民之术，把个古代中国的老百姓践踏得命如草芥，修理得服首贴耳。但在秦夭亡后的两千年间，却被历朝君主作为治国驭民、巩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的心照不宣的诡秘暗器。
因而从古代的司马迁、贾宜、班固、朱熹，到近代的曾国藩、谭嗣同，但凡维护中华文明的史学家、思想家，无不痛斥商鞅的为行帝王驭民之术，而不惜“违礼义，弃伦理”，不惜牺牲民生、草芥人命。
那么，一生喜欢评点古籍的毛泽东，是怎么评点《商君书》的呢?毛泽东在长沙读中学时，读了《史记·商鞅列传》后，写了一篇作文：《商鞅移木立信论》。毛赞曰：“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但毛只是在年少时评点了商鞅，此后虽对《商君书》读之再三，应是心领神会，有感而发之于文的。但毛却一反常态，未加任何评点,，不亦怪哉!
非怪也!毛泽东的不加评点，实际上是一种最好的评点。为什么这么说呢?!
可是毛得中国天下之后，竟然得意忘形而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藏匿于城府的野心公然宣讲了出来。如：
1950年中宣部初拟的五一口号中，最后两条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在后面擅自加上了“毛主席万岁!”
在1958年大办钢铁运动中，因毛泽东下达的指标远远没有完成。毛感到他的威望大损而受到了挑战。于是，毛泽东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就说了“必须有控制，不能专讲民主。要大家绝对服从他个人的意志，完成他规定的指标。
其一，分裂族群，按人们的贫富划分阶级－－在农村，毛把乡民分成相当于《商君书》强民的地主、富农，相当于《商君书》弱民的上中农、中农、下中农、贫农、雇农，后二者包括流氓无产者。接着就发动如今的“弱民”来斗争的如今的“强民”，剥夺彼等的土地，没收其房屋、钱财，有的当场杀掉，其余的则在“群弱”的管制下沦为现代农奴。
其二，为巩固中共在农村基层的统治，毛彻底废除了德高望重的乡绅掌管的族权，代之以惰农、痞子掌权的流氓政治。根据就是“越穷越光荣”、“越穷越革命”。农村社会流行有一个段子：“懒惰好吃，落个好阶级；勤巴苦做，落得挨斗。”毛把《商君书》的“以奸民治善民”的办法，真是学到家了。其实，毛早在1927年大搞农运时，就盛赞了“痞子运动”的革命性。甚至说：“打仗靠流氓”、“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们开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们不怕死。有一个时期军队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赞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