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国共内战伊始，毛在其解放区大搞暴力土改，把地主“强民”的土地剥夺分给农民“弱民”。旋即以“蒋介石的秋后算账”来吓唬农民，以“保卫胜利果实”来号召农民支前与参军。于是，就把分到土地的几百万农民调到了前线，有的随军运粮，有的组成民兵冲锋陷阵。几百万农民就这样地替正规的解放军当了消耗国军子弹的炮灰。对这般残忍的人海战术，上海《大公报》报导：“说起来真是令人伤心，我们所谓军事冲突，实已到了最丧天害理的程度。进攻的战术，常是用徒手的老百姓打先锋，以机枪、迫击炮在后面督战……徒手的先锋队成堆成群的倒了，消耗了对方的火力以后，才正式开战……实已到了最伤天害理的程度，驱市人为战……，难道真要把全国同胞牺牲了二万万以争胜负吗？”当时的《大公报》是批评国民政府最猛烈的报纸，甚至还发表过赞扬中共的文章，可见中共驱使百姓当炮灰之事并非空穴来风。
当今世界，文明军队开仗，开辟人道主义通道，把百姓转移至安全区域；而毛却让百姓为他的军队挡子弹，还美其名曰“人民战争”。在毛的人海战术的驱动下，几百万农民一上战场，是不可能生还的，只能是以生命为代价换得土地。
那么，支前农民的命运是怎样的呢？就拿淮海战役来说吧。据官方统计，支前农民达到了543万人。试问：支前农民还剩多少？有多少还四肢健全？有多少全家老少还能团聚？有哪一家的房屋还完好无损？粮食献出去了，棉布献出去了，家里能用得上的东西都献出去了，连门板都卸下来拿去架桥了。战争过后，不知道他们的日子怎么过？!
亲历了淮海战役的有儒将之称的陈毅，没有勇气回答。但在其《记淮海前线见闻》中却津津乐道：“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不是跟毛泽东的赞美人海战术别无二致吗。陈毅还写了一首诗——“几十万民工走不通，骏马高车送粮食，随军旋转逐西东，前线争立功。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行问伤病：同志带花最可贵，疼痛可减退？”哪管生灵涂炭不涂炭!
1949年以后，毛泽东在全国大陆全力推行暴力土改，还制定了枪杀地主的指标。农民分到了土地了，翻身得解放了。可是转眼之间，就把农民斗地主分得的土地，以实现农业合作化为由，强行收归集体所有了。再加之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施行，使广大农民终年被束缚在田地上，世代耕田种地。农民不能进城打工，连在三年大饥荒年间，竟派民兵把守村口，不准饥民进城乞讨，在家活活饿死。在平日里，连进城当个叫卖或摆地摊，也严加禁止，说是“割资本主义尾巴”。可见当今的农民，跟秦代的农民一样，不过是毛泽东的耕战工具。
其四，毛泽东认为，商品经济每时每刻都在滋生着资本主义。于是，就把城乡的私营商店全盘取缔，代之以国营商店和合作社商店。在废除商品经济的同时，首先就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粮食计划收购、粮食计划供应。我国行之二十多年的计划经济的时期开始了。
从此，各种票证铺天盖地地进入了社会，到1961年市场凭票供应的商品，达到了156种。吃饭要粮票，吸烟要烟票，喝酒就得有酒票，就连一分钱买一盒火柴，也得用火柴票，什么样的商品就要用相应的票证去购买，对号入座。如果外出没有全国粮票，寸步难行。如果得到了一张自行车票，就像天上掉下来了一个林妹妹。最为可笑的还有“觉悟票”，这是一种带有奖励性质的换领粮食或粮票的凭证，意在希望大家讲“觉悟”。毛的毁商灭商，可比《商君书》的办法高明啦，堪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其五，为贯彻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全国各地农村大办“五七”干校。广大干部与各行各业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成堆”地方，都要到“五七”干校“重新学习”，参加农副业劳动。因是个“绝好机会”，能“滚得一身黑泥，炼成一棵红心”，焉得不去!
作为城市人口的知识青年，则要求他们整体“上山下乡”，向文盲的贫下中农学习。于是，一场牵动亿万人家的未成年的城市小青年，身不由及地向“广阔的天地”大转移的运动，席卷了全国。这不也是《商君书》的全民皆农的翻版吗?
其六，以大兴文字狱迫害知识分子。1955年的反胡风反革命集团、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即是。这三大文字狱与贯穿中共治国始终的思想改造运动，不就是《商君书》的灭智、灭智、再灭智吗?!
1958年3月，毛在成都会议上大放厥词：“对于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学问，应以狗屁视之，等于乌有，鄙视、藐视、蔑视，等于对英美西方世界的力量和学问应当鄙视、藐视、蔑视一样。”在文革中，“知识越多越反动”，“不学abc，照样闹革命”，“医学教育，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在那里学了点东西”，“教育要革命,学制要缩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废除高考考试制度，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凡此奇谈怪论，都被称为最高指示。
其七，对从朝鲜战场放归回来的志愿军战俘，接待的政工干部首先就问：“你怎么活着回来了?!”认为当上战俘是有罪的，应该战斗到死不投降。于是，就把回归的战俘集中起来，进行政治审查。其下场就是开除军籍、党籍，遣送回农村当终生遭到岐视的下等公民，有的在政治运动中遭到批斗，成为“下饭菜”。这种处理回归战俘的方式，较之商鞅的对无功回归的秦兵的处理，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
其八，在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倡导揭发批斗。往昔商鞅的告密与连坐，大行其道。左派当道的小人政治之风成为常态。致使获罪者数不胜数。而且一人有“罪”，全家遭殃，亲友都得划清界限，站稳阶级立场。以致夫妻反目离异，子女揭发父母，学生斗争老师，亲友断绝来往，道路以目。中华传统美德糟蹋无存。那怕在平日里，只要一句话不慎，都会被左派小人上纲上线定罪。于是，在运动中，在平日里，都会制造一系列新的阶级敌人。因不够判刑条件，就被遣送到农村社会大监狱中管制。
社会大监狱没有高墙电网，而是“画地为狱”.。其间的地富反坏右，以及文革中打出的臭老九、走资派，概被辱呼为牛鬼蛇神。如把被株连的家属算在内，人数以亿万计。堪比秦朝的那个人间监狱也。
社会大监狱是以所谓“群众专政”名义来管制牛鬼蛇神的。其实，群众并未当家作主，其中的农民被剥夺了进城谋生的权利。土地改革剥夺了地主的土地，并加以管制，使之成为了农奴。合作化运动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把农民困绑在一起劳动，使之开始成为了农奴；人民公社以“一大二公”的名义，进一步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在“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严格控制下，使之完全沦为了农奴——国家的农奴。
市民地位虽比农民高一些，但没有居住自由，动辄强行下放农村；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更谈不上出国的自由；连说了一句想到香港去看一下，如被人告发了，就会以“叛国投敌”罪论处；剪集报纸，没留意把报纸背面的红太阳剪断了，被人告发了，就以“现行反革命”罪论处。每一场政治运动都是践踏宪法、践踏人权、践踏人道的犯罪。毛打造的社会大监狱，比秦朝社会的那个人间监狱，是毫不逊色的。
其九，毛泽东最为祸害人类的，莫过于草芥人命的生命观。在由大跃进带来的三年大饥荒之际，“苏修”首脑赫鲁晓夫要向中国提供粮援。毛泽东对其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饿死是小，失节事大。中国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算啥大不了的事！让妇女敞开生孩子，死的几千万不又回来啦！我们凭啥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这真是，人命如草芥，薅之复再生。
在应付核大战上，毛泽东的高谈阔论，让人听之惊出一身冷汗。据《毛泽东选集·内部》记载`：1955年，毛在党的高层会议上多次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应该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在中国打。我建议苏联假装坐观，由我来带领中国人民把美国军队吸引到中国战场。我们假装败退，……当美国将主力军队投入中国战场后，请苏联向中国战场突然投射原子弹，将美国主力军队一举歼灭在中国的战场上。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死掉四亿人，还剩两亿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更是明确地说：“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剩几亿，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了。换来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1969年，中苏边境发生冲突，苏联在边境屯兵百万，扬言要打大战，打核大战。而毛泽东却说：中国有六忆人口，留下三忆，照样在废墟上建设我们的家园。吓得勃烈日涅夫摇头叹息：我真想不到毛泽东有这样的想法。要知道，当时的苏联总共才不足两忆人。
商君与历代秦王的草芥人名，以千百万计；毛泽东的草芥人命则是祸及全人类。也许这就是毛说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吧。
毛泽东的核大战观，不仅吓倒了当年的勃烈日涅夫，哪怕在当下正在打俄乌大战，动辄则拿核武说事的“普京大帝”，也会佩服得五体投地。难怪普京曾说，他就崇拜毛泽东的。
一言以蔽之，经上述对比，毛泽东的那一套思想，可真是其祖师爷商鞅都自愧不如、望尘莫及的。
可是，中共却把阐发毛泽东思想的毛选五卷作为打天下、治天下的指导思想，说它是马克思与中国革命事践相结合的产物。但毛泽东思想远非这个公开发表了的修修补补的大杂会所能包含的。毛泽东一生在党政高层秘密发表的讲话，在国际共运首脑会议上的耸人听闻的讲话，才是毛的思想的全部与真谛。但我们至今在国内尚未看到毛的全集的公开问世，因为那都是见不得阳光的妖魔鬼话。
毛泽东的思想，就是马克思加《商君书》，一部不折不扣的现代版的《商君书》。如果说，谭嗣同批判的儒学是披着孔子的外衣，施行商鞅的秦制的话，毛泽东则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践行专制独裁的暴政。
(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