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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担心死后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 要把文革进行到底

—文革中疯狂的夺权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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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戚本禹回忆,席间,毛说,斯大林是73岁死的。他死了,资本主义就在苏联复辟了。社会主义堡垒被赫鲁晓夫们从内部攻破了。我现在还不会死,但将来,资本主义会不会在中国复辟呢?这就要看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斗争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就有了。但这一次是全面的斗争。

1967年2月23日,“上海人民公社”正式更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1967年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第二年,这一年发生的大事之一,就是各地造反派积极响应毛的号召,夺当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毛泽东的生日宴

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生日。这天晚上,毛在家里宴请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副组长、组员。

出席者有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还有毛的女儿李讷、侄子毛远新等。

据戚本禹回忆,席间,毛说,斯大林是73岁死的。他死了,资本主义就在苏联复辟了。社会主义堡垒被赫鲁晓夫们从内部攻破了。我现在还不会死,但将来,资本主义会不会在中国复辟呢?这就要看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这个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党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斗争也不是今天才有的,早就有了。但这一次是全面的斗争。

当大家举杯为毛祝寿时,毛站起来,说:“为明年全国全面内战胜利干杯!”

毛泽东审定的社论

1966年12月27日晚,陈伯达召集王力、关锋、戚本禹,根据毛生日宴的讲话,起草1967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其中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

所谓“全国全面开展阶级斗争”,实际上是“全国全面开展夺权斗争”。

这个社论经毛审定后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上发表,成为1967年文革的根本指针。

1967年,中共党媒还发表了一系列经毛审定的社论。比如,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

社论指出:“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夺权!夺权!!夺权!!!”

上海一月夺权风暴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出打倒以刘少奇为首、邓小平为副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动员令。

其中第一句话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

这“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是谁写的呢?就是北京大学造反派头头聂元梓写的。从此,聂元梓成为毛泽东在文革中制造“天下大乱”局面的重要打手之一。

据原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回忆录》讲,1966年10月下旬,毛的妻子江青找聂元梓密谈,要她带一帮人到上海,支持、鼓动上海造反派造上海市委的反。

1966年11月初,聂元梓窜到上海后,向上海市委写作班子党支部书记徐景贤交了“底”,说她来上海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上海市委”。

1966年12月18日,徐景贤带领上海市委写作班成员宣布造反,召开了批判上海市委大会,提出“火烧陈丕显(市委第一书记)!揪出曹荻秋(市长)!打倒杨西光(市委候补书记)!砸烂常溪萍(市委教育卫生部部长)!”的口号。

1967年1月4日,上海造反派夺了《文汇报》的权;1月5日,夺了《解放日报》的权。

1月6日,上海造反派召开“打倒以陈丕显、曹荻秋为首的上海市委大会”,宣布:第一,不再承认曹荻秋为上海市委书记、市长;第二,勒令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七天内向全市人民交代自己的罪行;第三,请求中共中央彻底改组上海市委。

从此,上海市委、市政府各级机构受到严重冲击,上海市党政大权逐步落入由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操纵的造反派手中。

得知上海夺权的消息后,毛兴奋异常,1月8日,毛与中央文革小组谈话时指出:“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根据毛的指示,1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32个造反派组织发出贺电,肯定上海“一月夺权”以来的“一系列的革命行动”。

贺电号召全国的党、政、军、民各界,号召全国的工人、农民、革命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学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

此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连续发表社论、文章,宣传和介绍上海“一月夺权”的“经验”,号召“展开全国全面的夺权斗争”。

全国夺权风暴

毛对上海造反派夺权斗争的支持,强力推动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造反派的夺权行动。

1月12日,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宣布:夺了省委、省人委,太原市委、市政府等党政机关的权;1月21日广东,1月25日贵州,1月27日山东,1月31日黑龙江……造反派相继宣布,夺了省委和省人委的权。

这些夺权行动大多与中央文革小组有关。

比如,山西夺权,是江青将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召到北京,责成关锋与刘谈话,叫刘回去夺权的;贵州夺权,是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得到中央文革小组赏识,被召到北京,江青亲自叫他回去夺权的;青岛和山东的夺权,是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通过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之子张子石,了解到毛关于夺权的精神而组织实施的;黑龙江夺权,是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得到与中央文革小组关系密切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毛的侄子毛远新即该组织骨干)的支持而进行的。

夺权之后,全国被公开点名批判的走资派有:

陈丕显(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曹获秋(上海市长),杨西光(上海市委书记),王任重(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西南局第一书记),贾启允(贵州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汪锋(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前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李范五(黑龙江省省长),乌兰夫(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逸伦(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昭(青海省省长),任白戈(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王鹤寿(鞍山市委第一书记)。刘澜涛(西北局第一书记),胡锡奎(西北局书记)。

马明方(东北局第三书记),万晓塘(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张淮三(天津市委书记),林铁(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叶飞(福建省委第一书记),文敏生(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省长),赵文甫(河南省委书记、副省长),赵紫阳(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方志纯(江西省委书记、省长),廖志高(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林(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杨静仁(宁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马玉槐(宁夏党委书记),卫恒(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王谦(山西省委书记、省长),王大任(山西省委书记)。

江渭清(江苏省委第一书记),陈光(江苏省委书记),王延春(湖南省委书记),黄岩(安徽省委书记、省长),赵守一(陕西省委书记),李启明(陕西省委书记、省长),顾卓新(东北局书记处书记),喻屏(辽宁省委书记),周桓(辽宁省委书记),赵健民(云南省委书记),范式人(福建省委书记),侯振亚(福建省委书记)。

贺希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谢王岗(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周仁山(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政府副主席),王其梅(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武光(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政府副主席),吕剑人(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张仲瀚(新疆自治区党委常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政委),伊敏诺夫(新疆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包尔汉(前新疆自治区政府主席)。

结语

毛泽东发动文革,先在中央,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两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然后,在中央各部委,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打倒了一批所谓刘、邓的代理人。

期间,许多“走资派”被反复批斗,长期关押,有的被折磨致伤、致残、致疯、致死,有的自杀身亡,各级党政机关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

原中共大将罗瑞卿之子罗宇曾讲:文革是“全党、全军、全民发疯的十年”。1967年的全国全面夺权斗争,就是这种“发疯”的具体体现。

这种“疯狂”源自哪里?源自中共老祖宗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论。中共当政后,在斗倒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等之后,在党内掀起了大规模的自相残杀式的疯狂内斗。

2022-09-10

责任编辑: 东方白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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