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初，《观察》周刊在上海创刊，我在西安《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当编辑时看到这个刊物，知道它是一些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发表政治见解的园地，许多国内外知名人士给它写文章。这时正在政协会议期间，到处都听到关于“第三方面”、“中间路线”的议论，《观察》可能较多地反映了这类观点。
这一年6月间，我从西安回到故乡天津。8月，进入《民生导报》当编辑。编报之余，尝试向外地比较著名的报刊投寄通讯稿，当时《观察》畅销数万份，自然成为我投稿的首选目标。我给它寄去的《天津通讯》很快刊登出来，随即寄来稿费和聘书，主编储安平亲笔写信聘我为“天津特约记者”。其办事效率之高和对于无名作者之尊重，使我感动。看他在每期《观察》上发表的署名文章，更钦佩他的见解与胆识。我为《观察》供稿并不多，绝想不到储安平会来天津找我。
《民生导报》社址在天津原日租界寿街（现兴安路），房子很局促。1946年9月或10月的某一天上午，我正在楼上编辑部看稿子，楼下经理部喊我，说有人找。我跑下楼来看到一位绅士模样的人站在那里西装笔挺，皮鞋锃亮。他脱帽向我致意，我看到他的头发油光熨贴，一丝不乱。我自报姓名，他也自报：“我是储安平。”态度高雅而亲切。我们两个人站在窄窄的过道里聊天，影响别人出入，他示意让我和他一起走出大门，我们站在马路边屋檐下，在过往车辆掀起的尘雾中，旁若无人地继续谈下去。
我问他：“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他说：“我乘火车去北平约稿，路过天津，专门下车来看你的，等一会儿还要赶下一班车去北平。”又问他：“天津有那么多有名的记者，为什么单找我呢？”他说：“第一，凭你写的通讯稿，符合本刊的宗旨；第二，《大公报》的徐盈先生推荐你，他说天津找你比较合适。”徐盈那时已是闻名全国的大记者，我和他是在采访李烛尘时认识的，以后只有很少几次短暂的接触。徐盈向储安平推荐我，实在出我意料。
更出我意料的是储安平问我愿不愿意去上海帮他编《观察》。我说：我连大学的门也没进过，如何能为这些专家教授编稿子？你找错人了。他笑笑说：“你能编报，编刊物不成问题。我以前也没干过，咱不都是在学着干嘛。”
我问他：“你的编辑部里现在有几个人？”他笑着问我：“你猜猜？”我说我猜不出来。他竖起一根手指在我眼前晃一下，然后指向他自己。我大吃一惊：“就你一个人！”他说：“从约稿到编排，跑印刷所，校小样，看大样，印出来再捆包、邮寄。”我说：“这怎么可能呢？”他说：“事情干起来就由不得你了。”我说：“还有收订户，开收据，管钱管账，读者来信……”他打断我说：“那些事统由我的夫人包办。”
很难相信，眼前这位温文尔雅仪表堂堂的绅士，竟是一个连踢带打“拼命三郎”式的单干户，一个人支撑起一份拥有数万读者的《观察》周刊。我一向钦佩敢于承担重任、超越极限、创造辉煌的人，我愿意跟这样的人共事。我问他：“我去有地方住吗？”他说：“很抱歉，暂时只能在我那办公室兼宿舍的小得不能再小的小屋里给你加一个小床。”我说：我还有家眷和一个小孩子。他拍拍脑袋说：“哎呀，我这么笨，没想到这个。”又说：“实在对不起，只能等我换个大点的房子再请你去了。”我说：“没关系，你能路途下车来看我，素昧平生就要托以重任，太高看我了。”他说：“我们认识了，总是有缘，希望以后能有机会一起干。”他看看表，匆匆告别，叫一辆洋车往车站赶火车去了。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此时民盟中央正在筹办《光明日报》，经孙承佩推荐，聘我为驻天津记者。1950年，民盟在天津建立地方组织，民盟中央又把我从《光明日报》调回天津，当民盟的专职工作人员。
1953年，《光明日报》由民盟中央的机关报改为各民主党派联合主办的报纸。章伯钧为社长，储安平为总编辑。民盟中央的同志告诉我储安平是民盟盟员，又被发展入九三学社，并成为九三的中央委员。他当《光明日报》总编辑是各民主党派共同商定的。
就在这时，我突然接到储安平来信，他说知道我曾在《光明日报》工作，他现在正接手组建新的《光明日报》编辑部，“因人手不足，拟请吾兄屈就”，等等客气话。他还记得六年前对我的许诺。我为他的诚实、守信所感动。尽管当时我已不可能再操旧业，我还是恭恭敬敬地给他写了一封感谢信。
反右派斗争中，他发表了“党天下”的言论，定为极右分子，并且与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陈仁炳等并列为八个只摘帽不改正的人。“文化大革命”中自杀未果，后又失踪，寻找多年，不知所终。
（选自《温故》（之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