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卡塔尔这么烧钱的真正动机，就在于它也看到了这种趋势。卡塔尔就是想借着世界杯这个由头，把自己这个弹丸小国，打造成下一个世界的“佛罗伦萨”或“硅谷”，让顶级的人才都在这里聚集，让创新都在这里发生。这样，即便自己的能源挖完了，后代也有好日子过。
所以卡塔尔烧的那2290亿美元，真正用于修筑体育场馆的，只有70亿美元，而用于城市建设的经费1190亿元，占总支出的一半以上。卡塔尔几乎是在借世界杯的“东风”，试图用钱在沙漠里凭空烧出一个创新城市带。
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而一个时代的人才只会在一两座创新之城里扎堆诞生、聚集。
如果能挣到这张“创新之城”的门票，他们砸再多的钱，当然也是值得的。
由此，不由得想到了我们自己。
03
这两天，随着疫情防控措施的逐步解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期待回归正常的生活。很多人开始重新追问——中国下一步该怎么发展，我们还能重复之前的经济高增长、产业大繁荣的盛景么？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代换为，我们未来是否有能力再打造出一个甚至几个，有着超高创新力的“创新之城”——当然我们不能也无法像土豪卡塔尔那样使蛮力烧钱。但中国也有自己的优势，我们人多，有长三角、珠三角这样已经发展相对成熟的城市带。最近这几十年，我们也诞生了一批成功的高新技术企业。借助这些优势详加谋划，我们未必无法在这场全世界参与的“创新之城争夺战”中得胜。
这个问题也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昨天正好看到一份综合开发研究院发布的报告，就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指标：“共享创新指数”。
这个共享创新指数所试图量化衡量的，其实就是我们之前所提到“佛罗伦萨现象”“硅谷现象”。探究一座城市、一个城市群，究竟应该怎样营造环境、聚集人才，才能够产生像佛罗伦萨、硅谷那样的“创新爆炸”。
报告认为，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在共享创新的综合指数上明显领先。其中，长三角在科研基地产业链布局等方面表现突出，粤港澳大湾区则更依赖龙头企业带动形成创新生态。而其中我觉得，大湾区目前的“城市生态”，慭慭然其实有些当年佛罗伦萨和硅谷的感觉——一方面，由于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存在，大湾区附近天然就是多元文化的汇聚之地。几座城市的不同发展机制，存在彼此借鉴，互相启发互通的空间。而疫情结束，人们的经济生活回归正常之后，珠江流域这条经济动脉复苏，也会带动当地创新的再度启动。
另外，就如同佛罗伦萨曾经星罗棋布的行业工会一样，大湾区附近目前也聚集了一批中国顶尖的成功企业。一批优秀企业已经在这里产生了聚集效应。
下一步大湾区所面临的考验，是我们能不能克服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把自身的“共享创新指数”提上去。等到突破某个临界点时，就能迎来属于我们自己的“创新爆炸”。
当然，这种创新爆炸，一定是有前提的。
就像郑永年教授在最近的湾区科创峰会上所言。美国的发展经验证明，营造这样一个创新城市带，需要至少三个系统：
第一，需要拥有一大批具有基础科研能力的大学和研究机构；
第二，需要一大批能把这个基础科学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或者机构；
第三，必须具有足够强的金融系统来支撑这种转化。
而这三个系统的建立，都是需要有合适的制度保障为其保驾护航。而这些条件，目前还不够齐备。
所以郑永年说中国需要“第三次开放”——第一次开放是鸦片战争，是被迫的开放。第二次开放是深圳特区的建立，是主动的开放。这两次开放都发轫于大湾区，希望下一次开放也能发轫于这里，为中国带来新改革、新开放、新创新。
是的，500年前，佛罗伦萨的崛起，成就了欧洲在近代的领先地位，70多年前，硅谷的崛起，成就了美国的今天。
历史一再告诉人们，每个时代“创新之城”的门票就那么几张，甚至有时只有一张。而能否抢到这张门票，决定了我们在下一个时代的潮流中站在哪个位置。
我想，这个问题，在未来，也许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
未来的中国，能否抓准时机，打造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创新之城或创新城市带，这绝不是几家企业、一座城市、一个地区自己的事情。而关乎整个国家命运未来的走向，和每个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未来究竟会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享受什么样的生活。
遥想500多年前，当一场肆虐已久的瘟疫终于平息，当两场远方的战火渐渐熄灭，当商队的马蹄声、车轮声，再次在亚平宁的石板路上隆隆作响。没有人能想到，佛罗伦萨，这座小城的“创新爆炸”，会永久而彻底的改变全欧洲人的生活，让他们从贫困的深渊中一路直上富裕之巅。
但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城市之于创新，创新之于你我的生活，就是这样重要。
所以，当被疫情打断的生活重回，当我们重新开始尝试恢复社会的繁荣。我们不能不由衷的祈愿：
愿人类历史上下一个群星璀璨的“创新之城”，那座给社会注入新活力的“希望之城”，这一次，能落在我们的身边。
有一点可以肯定，每当苦难平息后，机会总是属于先做好准备的那些人、那座城。
祝中国好运，祝我们每个人自己好运。
（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