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个多月的隔离审查后，阿车士等11人以“裴霜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罪名逮捕入狱，五花大绑，再扣上手拷。力大过人的三位民警，竭尽全力将阿车士加强捆绑力度，扣上两道手拷，拖到看守所院坝的水泥地上曝晒数小时。直到看守人员饭后换岗时才得以松绑。双手因捆绑过紧，时间过长而血脉受阻，导致尺神经、挠神经严重受损而失去功能不能动弹很长一段时间，几致残废。进入看守所后，因他是被列为“顽固不化”、“死心踏地”而要处以死刑的“死囚犯”之中，被拖进没开窗口、没有光线、空气污染，周围潮湿的单人牢房中关押。死牢中没有光线，全是黑的，24小时中不知道何时是白天，也不知道何时是黑夜。只知道脚镣金属撞击声多了，就猜到大牢房早上开门放风。吹了哨子就是晚上熄灯睡觉。何况连，死牢中氧气不足，呼吸困难，有被闷死的危险。
11月下旬的一天深夜里，他被拖出死牢，在微弱的光线下，一个身材矮胖、嘴脸铁青、满面凶相、酒气熏天的人，带着两个看守民警把他带到行刑室，那里挂满脚镣、手铐、棍棒及血迹斑斑的绳索等刑具，还不开口训话就突然拔出手枪用枪口猛击他的心脏部位，直至休克昏倒，醒来时那人大声吼道：“把电台交出来！”阿车士感到莫明其妙。此前在隔离审查几个月中，从来没有提出过“电台”问题。而此时突然提出，更感到茫然。于是横下死心，理直气壮地反问说：“电台是什么？我没有见过！你们为什么害人？你们才是反革命呢！”一伙人暴跳如雷，拳打脚踢、棍棒交加，叫来正在服刑的刑事犯和茂清和自称是《中央社》记者的在押犯王培元，用特号脚镣在他的光脚干上钉牢后，强迫他在室内拖着脚镣来回跑步，直至被脚镣磨得皮开肉绽、鲜血直流才被拖回牢房。一周后的一个深夜里，从碧江县公安局看守所带到怒江州公安总局的一间办公室里。进门时看到墙角中布满棍棒、绳索、瓦渣和剩着冷水的水桶等刑具，看到这些刑具，本能地想到更为残酷的逼供暴刑又一次将降临到自己的身上。大约深夜1点左右，阿车士尚未立稳，就被踢翻在地，“把电台交出来！”的吼声，在屋子里震荡。
阿车士重复在碧江县公安局的痛骂，怒江州公安总局副局长李春（主持工作）恼羞成怒，强行逼压他跪在早就铺好的瓦渣上，再用一棵长木棒，横压在他的双小腿中部，木棒的两头各踩一人，使尽全力、狠砸他的双腿时，他疼痛入骨、惨叫连天，只觉得眼前一片黑蒙、一阵耳鸣，休克昏死后，他们用冰冷的水把他泼醒。李春说他装死而狞笑。接着改用绳索，将他的双手扭向背后合并交叉，用绳索的活扣套上，绳索的左右两头对站二人，捏紧绳索，四人合力拉紧挤榨他的双手时，又一次疼通钻心、眼冒火花，耳闻蟋蟀叫鸣音，又一次休克昏死。更为恶毒的是，当时州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名干部全然不顾法律的尊严，执法犯法。用一根木棒对着阿车士的头颅打来，所幸老天有眼命不该绝，打来的致命重棒被横躺在地上面的桌子一角挡住而幸免于难。否则阿车士的头颅瞬间被打出脑浆，魂归上苍，阿车士的后人也像被冤死的其他人一样，只能领到三百元的抚恤补助金了。也不会有去人追究行凶犯罪人员的法律责任。
如此种种暴刑，仍然没有满足他们的欲望，他们终于亮出经过精心炮制的妻子冯金庭的“口供”证据时，阿车士感到眼前一片漆黑，头脑轰鸣，如同“五雷轰顶”。善良朴实的母亲已被牵连，老人家年纪大、身体弱，无论如何也过不去严刑拷打的逼供关。为了不让她老人家受刑惨死，决定利用到自己家乡寻找所谓“电台”的押解途中，找机会跳河或投江，与押解人员同归于尽，以示抗议，以此了结牵连母亲的遗憾。于是答应和他们一道去寻找所谓“电台”。
阿车士在州公安总局被施酷刑后的第三天，在两名公安人员的押解下去“追寻电台”。当时没有公路，他已经作好绝死的思想准备，只等机会来临。快到河水汹猛、乱石林立的子冷河，准备过桥跳河时，由于此前一位叫田鸿基的被冤去挖“电台”，曾从此桥上跳河自杀，他们早有防备，把阿车士置于二人中间，用捆着他的两股麻绳一前一后拉上，再加上手铐已把他的双手反扣，过桥时无法抱住押解人员跳河同归于尽。当天行至子冷甲乡公所就宿。天黑前他在住室墙角上捡到一片锋利的罐头铁皮藏于鞋内，准备待押解人员入睡后，趁黑夜用它来割断自己的颈动脉血管自尽。
但是入睡前经验丰富的押解人员又把阿车士的双手反扣上，让阿车士睡在他们二人中间而不能割颈自杀。第二天继续前行至里吾底村对面的江边，准备乘小木船渡江时，押解人员又叫他坐在木船的中隔，用两把划板架在他的左右肩上，划板的两头各站一人，把他牢牢稳住，又加上绳索捆绑，手被反扣，乘船过江而未能投江自尽。至此他已失去自尽或与押解人员同归于尽的机会。正处在求死不能，欲生渺茫的绝境中，突然想到在去到里吾底村的最后一条路上，佯装逃跑，让押解人员开枪打死，但也无法实现。到里吾底村见到母亲时，母亲告诉他，和同村的冤民开付卖、木阿用、赵国恩等人已被拷打扣押十多天了。阿车士想，在州公安总局被严刑不过4天，说“阿车士已经供出母亲藏匿电台”，毫无根据，全属谎言。为了寻找凭空杜撰的“电台”，州公安总局已挖掘过美国传教士的坟墓，和一些人家的宅基地。
就在前几天，当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的木顺江带学生到怒江实习，也被卷入此案，把他押解到里吾底村，逼他交出“电台”时，他逃跑抗议被押解人员用冲锋枪扫射，因往坡下狂奔，未被射中而幸免于难。阿车士在里吾底村同母亲和其他蒙冤村民一道，被关在“大跃进”年代中的大粪加工房内被拷打凌辱两夜一天后，又押回碧江县看守所。过了几天他的胞兄付阿士也被关进碧江县看守所里。
冤假错案层出不穷。1958年7月,碧江县五区区公所所在地干本村发生的“只得标冤案”，导致民兵队长只得标和公安人员克登科二人被错杀，被冤审讯打死二人，冤狱折磨死去五人，一件冤案共9条人命和错捕二十五人。阿车士的家乡里吾底村，当年只有80来户，400多人口，为躲避这场亘古未有的人祸，1958年后逃往缅甸的户数40户，占总户数的50%。其户主是：开付卖、四阿昌、仁付欠、路言斯、付阿开、仁付昌、曲扒加、恒付加、恒付言、开付言、言付斯、言付相、三几斯、批付言、邓付欠、四阿子、同付子、仁付夺、邓士加、木付言、木言开、昌言斯、昌付言、邓付斯、邓付仁、邓付言、狄付言、六付登、车路贾、普士言、普四买、路付言、阿昌、欠付加、普士相、一付加、卖付贞、增付局、阿开扒。邓言夺等。人员共135人。占全村人口的33.7%。当时被捕入狱的28人，占该村总人口的7%。路付欠、友卖子、路言、阿此夺、阿通、兄阿欠、阿迪斯、只马永等18人冤死狱中。再次验证了“蚂蚁的命不值钱、傈僳的命比蚂蚁贱十分”的傈僳族民谣。开付卖、求扒加、邓付言、此阿加、仁付欠、恒付加、四付局、木义生、木阿用、欠付仁、仁付加、六付仁、付阿士、木振荣、普付士、四阿昌、路付言、友付夺等26人。后来全数认定错捕和平反昭雪。未平反的2人，他们是王付子（死于狱中）、邓阿斯（自丽江越狱逃往缅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