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武术重视“套路”，而“套路”无助于实战搏击（当然，常练武术套路，也是一种身体锻炼的方式）。这一点，自民国以来，已是武术界公开的秘密。
1928年、1933年，南京中央国术馆曾举办两届“全国武术国考”。每次均有超过400名“武林高手”参赛。
第一次国考，无人使用套路，大都如乡野邨夫打架般搂抱滚地，“所订的考试条例，虽然煞费苦心，但到当时实行之际，大家都不能遵守条规，以后愈打愈糟，结果受伤的很多。”①甚至出现了“孟唐春失败不服，猛咬与赛者之面，鲜血淋漓”的荒唐事故。②
第二次国考，传统武术“套路”里讲究的“踢、打、摔、拿”同样全然不见，徒手比赛只剩下毫无章法的“王八拳”，器械比赛不是对着抡就是互相戳，令南京中央国术馆学员康绍远非常失望：
“国考时，我们放假了三天，观摩了比赛，看了以后很泄气：心想，这哪叫武术？上去就抓、就摔，谁被摔倒了比赛就完了。看不到武术的方法，武术好像也使不上，当时我在场，没有一个用武术方法的：有以虚步十字手等待对方的，但是，一上去就是抓着摔，什么姿势也没有了，就是抓和摔，看了很失望。”③
传统武术的“套路”无助于实战搏击，欲在实战搏击中取胜的传统武术家，必需在“套路”之外另作格斗训练——这是民国武术界“公开的秘密”。
参加国术考试的武术名家们，无论平日里套路练得多么纯熟，上了擂台，为求取胜，也只好回归到“上去就抓、就摔”的王八拳风格。之所以只好用王八拳，亦因为他们尚未将传统武术进化为技击格斗——这种进化很依赖人体力学、营养学、运动学方面的知识。
对此，武术家赵道新先生晚年有一段很精辟的反思：
“只有完全针对格斗需要，特意发展那些直接专用于格斗的素质和技术，才称得上是技击训练。而套路和一些功法和打法并不属于这一范围。……一旦遇到生死、荣辱悠关的角斗，持续十几个钟头的对奕尚不能照搬棋谱的‘套路’行事，在瞬间的强力冲撞中，有谁能把套路中的招数‘串珠’拆散，并挑选出最合适的一个来呢？其实，实搏与套路对练用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神经，一种神经的磨练不能促使另一种神经的改善。”“在杭州和上海的‘拼命擂台’上，……优胜者虽然在自报家门时都是五花八门的传统拳派，但他们无—例外地在传统拳术之外‘另吃小灶’，暗地里另搞一套自己特有的格斗训练。”④
究竟是该继续遵循传统玩“套路”，还是撇开“套路”改革传统武术使之具备实战搏击能力？对这个问题，民国“国术界”的意见是分裂的。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喜好拿“与外人比赛”、“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等政治化口号来强调武术的“技击性”。褚民谊、张松操等人则主张“练国术目的是要积极的来锻炼国民的体魄，并不是目的就在于格斗”，“套路”形同体操，恰好合用。
体育界的意见，大多倾向于褚民谊，反对往实战格斗的方向“整理传统武术”，而是希望将之进化为全民体操。如体育学者王学政认为：
“近世科学昌明，人类之格斗亦已科学化，需要徒手格斗之机会已大减；赤手空拳终难敌枪炮炸弹。故弃体育之真谛，而偏重徒手或刀剑格斗之技能，实无异于徒费光阴。我国提倡国术者，多犯此错误；是以国术之推行，倘不翻然改图，实难以奏效。”⑤
1929年，江苏省国术馆教习（右）与省府卫队长（左）合练“单刀破花枪”
民国战乱不休，“套路”与“技击”之争，无论谁输谁赢，其主张都很难得到贯彻。
1949年之后，论战渐渐有了结果。1953年11月在天津举行的“民族形式体育表演与竞赛大会”，设定了很多“套路表演”的环节，也保留了部分实战搏击项目。不幸的是，赛会期间发生了拳击手被击毙的意外事件。
1955年，国家体委对传统武术采取“收缩加以整顿”的新政策，取消了对抗形式的武术比赛，将“套路”确定为武术的主要内容，“武术表演”自此几乎全面取代实战搏击。
1956年，北京举办“12省市武术比赛”。比的全部都是体操性质的“套路”。同年，武术家顾留馨在给武术史学者唐豪的书信中，如此感慨：
“保健和医疗作用，是民族武术在今后尚能发挥其延年益寿价值的主要作用。……至于技击作用，除了能够演化为竞技项目外，恐怕今后要归于自然淘汰……太极拳在30年来自发地流行于全国各地，不在于它的技击上的原理与方法，而在于医疗体育上的效果。”⑥
1957年，武术界人士向应“大鸣大放”，就“武术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学术讨论。部分武术家、武术学者认为，“技击”才是武术存在的基础，是武术的本质所在，并批评当前的武术政策“过分强调武术健康身体的一面，而忽略了武术的本质”。
这种观点随即被概括为“唯技击论”，遭到了批判。批判意见认为：“在古代，技击的作用是主要的。但当武术的健身作用被人民认识，和武术在军事上被枪炮所代替后，健身作用便是基本的了。”究竟是像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央国术馆”那般对待武术（笔者注：其实，国术馆玩的也是体操套路），还是将武术视作一种锻炼筋骨、延年益寿、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体育运动，被视为“武术工作中的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⑦
此后近30年的时间里，以体操为范本的武术“套路”，成为了中国传统武术内容的绝对主流。武术史学者马明达对此有精辟总结：
“在对所谓‘唯技击论’的批判声中，将所有对抗项目一刀砍掉，其他原属于‘国术’体系的许多项目均遭到摒弃，结果只剩下形影孤单的拳械套路演练一种形式。进而又以体操为糢式，推出‘国家规定’的以所谓‘长拳’为核心的‘竞技武术’体系，实际上是用某一两种民间通俗拳法的风格一统中华武坛，使武术进一步体操化、舞蹈化，以至杂耍化。相当一段时间里，全国武术比赛活动只是由二、三百名专业队员在‘争奇斗艳’。运动员们一般都比较矮小，他们善于‘翻腾跳跃’，不断地翻腾出新的花样来，因为比赛的核心就是看谁跳得更高，翻得更多，亮相更漂亮，把这些东西名之日‘难度’，号称‘质量高、难度大、造型美’。发展到极致，便是紧随‘左风’，编出一大批‘板凳破步枪’一类的‘对打’；画了妆并配上音乐的单练和群练；以及‘反修拳’、“语录拳”等光怪陆离、莫明其妙的东西。……不但原属于‘国术’范畴的许多内容消亡了，就以套路而言，大量传统套路也悄然消失，有些则在风气之下逐渐发生衰变，变成一种徒有其名、似是而非的东西。”⑧
1979年，重实战搏击的“技击”，终于重新被纳入到了“武术”的范畴。
该年，在广西南宁举办的“全国武术观摩交流会”上，组织了散手短打表演——上一次类似的表演，须追溯到1953年。此后，经过七届“散手表演赛”，1989年，国家体委颁布了《武术散手竞赛规则》，开始正式举办散手擂台对抗赛。
让“传统武术”难堪的是：“散手”回归后，迅速与“套路”分道扬镳。
尽管《武术散手竞赛规则》里，刻意鼓励散手运动员使用“套路动作”（如主动倒地使对方也倒地然后自己站立起来，算最高的“3分动作”）进行实战搏击，但绝大多数散手运动员不会、也不愿意练套路，因为“规定套路”对实战搏击运动，非但无益反而有害。这也使得许多传统武术界人士对“散手”深恶痛绝，他们抨击道：
“在竞技散手身上，钩摆直拳法来自拳击，鞭腿膝法来自泰拳，摔法来自西洋跤，我们哪里还能找到传统武术的哪怕是丝毫的痕迹？”⑨
不过，“散手”比赛的回归，并没有将90年代中国竞技武术的重心导向“实战技击”。体操式的“套路运动”，仍是中国武术的主流。
1996年出台的《武术套路竞赛规则》，其评分标准与体操高度相似——据该规则，裁判员为套路动作评分：全套动作满分为10分，其中动作完成分值6.8分，演练水平分值3分，创新难度分值0.2分。八运会前出现的“左旋风脚720度接右旋风脚720度加马步”这种完全违背了武术技击原理的“套路动作”，就是上述体操式“武术竞技规则”引导下的产物。
稍后，为了让武术能够在2008年成为奥运会项目（遗憾未能成功），武术管理部门又再度重申：“高、难、美、新”和“更具观赏价值”，乃是“中国武术套路运动”的核心内容。上述种种，曾令时任奥委会主席罗格生出质疑：“武术和体操有何差异？”⑩
在江湖之远，因“武侠热”而激活的民间武术热潮，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也同样深陷在“套路运动”之中难以自拔。1979年，国家体委下发《关于发掘、整理武术遗产的通知》，积数年之功，在全国查明“自成体系”的拳种129个。此次调查的核心工作，乃是记录、整理“武术套路”，故所谓“自成体系”，即“自成套路”[11]。
这些“套路”中的相当大一部分，其实形成于50-80年代之间，是武术体操化、舞蹈化、杂耍化政策的直接产物。
注释
①马白，《对于提倡国术的我见》，收录于《江苏省国术馆年刊》，1929。②《中央国术考试之第三日》，申报1928年10月19日第9版。③戴国斌，《武术：身体的文化》，人民体育出版社，2011，第184页。④黄积涛，《赵道新先生访谈录》。⑤王学政，《体育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第130页。⑥1956年9月2日，顾留馨致信唐豪。收录于：《顾留馨太极拳研究》，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第30-31页。⑦丁凡，《略论武术技术的发展方向》；张非垢，《武术工作中的两条路线》。收录于：《武术教材参考资料之一武术运动论文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运动司武术科/编，1958。⑧马明达，《应该重新审视“国术”》，收录于：《说剑丛稿》（增订本），中华书局，2007，第371-372页。⑨程大力，《传统武术：我们最大宗最珍贵的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体育文化导刊》2003年第4期。⑩李龙，《深层断裂与视域融合中国传统武术进入现代视域的文化阐释》，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14，第87-89页。[11]具体案例，可参见：曾昭胜等，《广东南拳的发掘和整理》，收录于《1980年全国体育科学学术报告会论文摘要汇编》，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编，第9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