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2月7日，位于法国东部城市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的欧洲人权法院内景。
英文大纪元专栏作家Peter Dahlin撰文／信宇编译
今年假日季，圣诞大礼提前来到了欧洲，只不过这次为法治建设和人权保护提供厚礼的不是红衣白胡子的圣诞老人，而是欧洲岛国塞浦路斯（Cyprus）的一个地方法院。
12月23日，塞浦路斯拉纳卡（Larnaca）地方法院在处理中共政权批准引渡条约以来首次提出的引渡请求时，作出了否定判决，否决了中共提出的引渡申请。
当然，塞浦路斯法院并不是欧洲第一个拒绝向中共引渡的法院，然而判决本身以及所涉及的案件类型，不仅使其成为塞浦路斯法院判决先例，因为中共已经试图在塞浦路斯引渡更多人士，而且很可能影响整个欧洲46个受《欧洲人权公约》（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简称ECHR）约束的国家。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此前极少数否决中共引渡请求案例时，法院总是以普通中国民众的政治风险为依据，如法轮功学员常常遭遇酷刑等等。然而，在本案中，法院专门以中共治下缺乏公平审判为由拒绝了引渡请求，这在欧洲尚属首次。在许多观察家看来，由于中共刑事司法系统的本质属性，拒绝引渡要求似乎是一种必然结果。然而，大多数法院始终对解决这个问题犹豫不决，也许是担心这个判决可能会被用于其它国家的类似案件中，而这些国家的司法系统早已受到明显的政治干预。在本案中，法官在评估基于中共的一般司法系统而剥夺公民公平审判的高风险时，表现得非常果敢。
除此之外，塞浦路斯法院还指出了任意拘留存在高风险，这是另一个关键要素。如果存在这种风险，应该采取措施阻止中共从任何受《欧洲人权公约》约束的欧洲国家进行任何引渡。
2013年1月24日，塞浦路斯度假胜地帕福斯（Paphos）的海滨大道，游客们走过一个中文的房地产促销广告牌，上面写着购买房产可以获得永久居民身份。
与瑞典最高法院类似，塞浦路斯法院亦裁定，中共当局的外交保证不能解除酷刑、任意拘留和缺乏公平审判等高风险。事实上，中共缺乏提供这种保证的法律依据，是包括本人在内的许多人在听证会上作证并与检察官争论的一个关键议题。检方仅仅根据中国大使馆提供的信息行事，作出了一个又一个与事实不符的陈述，坦率地说，这些花招早已被拆穿了。需要注意的是，大使馆和外交部都没有任何法律地位来提供任何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保证，因此这些信息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在瑞典最高法院受理的案件中，法院对当时被中共“通缉”的目标人员进行了类似的司法论证。我和人权组织“保护卫士”一起在现场作证，捍卫了司法独立的崇高地位。在该案中，瑞典检方实际上试图从仅有的两个具有法律地位的机构获得保证，而这两个机构就是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然而中方从未对此作出任何正面回应，并坚守自己的观点没有丝毫让步。
塞浦路斯是一个在经济上高度依赖俄罗斯和中国等区域大国的欧洲小国，并且最近刚刚批准了一项引渡条约，因此在该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完成的引渡案件中做出如此有力和明确的决定，对于这个地中海岛国而言是一个重大胜利。考虑到北京已经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来破坏当地的司法程序，试图迫使目标人物放弃抵抗，在中国逮捕了几个家庭成员，威胁身在塞浦路斯的家属，最近更通过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对其家属发出了红色通缉令（简称“红通”），塞浦路斯法院作出的裁决显得尤为重要。这个决定清楚地表明，颠覆欧洲国家司法主权的任何企图都是不可接受的。
令人期待的是，在塞浦路斯还有两起类似案件待审，在波兰还有一起案件没有完全结束，在意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也有很多类似的案件，而这些国家都在《欧洲人权公约》的框架范围之内。毫不夸张地说，塞浦路斯地方法院给欧洲和欧盟开了一个先河，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了一份人权保护的圣诞礼物。
现在是时候让更多的欧洲国家效仿，履行他们对法治和人权保护的司法承诺，明确拒绝中共极权的引渡要求。要想敦促北京改善其一向糟糕的法律制度，唯一的筹码就是坚持我们更高的司法标准。中共政权若要与国际社会寻求司法合作、跨境追拿逃犯，就要放弃极权思维，适应国际司法标准。
作者简介：
彼得·达林（Peter Dahlin）是总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非政府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成立于2016年）创始人，也是总部位于中国北京的非政府组织“中国行动”（China Action）联合创始人（2007—2016）。他著有《媒体审判：中共的新式审判表演以及中国媒体的全球扩张》（Trial By Media: China’s New Show Trials, and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Chinese Media,2018）一书，也是《失踪者人民共和国：中共治下人口强迫失踪系统内部追踪》（The People’s Republic of the Disappeared: Stories from Inside China’s System for Enforced Disappearances,2017）一书的撰稿人之一。他从2007年起住在北京，直到2016年被拘留并被关进秘密监狱。随后他被驱逐出境并被禁止入境。在去中国之前，他为瑞典政府工作，处理性别平等问题。他现在居住在西班牙马德里。
原文：A Major Victory in a Small Country: Cyprus Shows Europe the Way Forward in Dealing With China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