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泛性的防疫疲倦和政府不信任度增加。中国社会管治的合法性危机显然在疫情前已经悄然酝酿。近年来，经济发展的疲软和向上流动（upward mobility）的渺茫已经令无论是蓝领还是白领劳动者感受到了生存的迫切感。从社畜到内卷，从躺平到"润"学，甚至到"最后一代"，这都代表了新一代年轻人对资本主义严重分配不公的消极反抗；递进的绝望感都可以从这些每年"新发明"的文化词汇中真切感受到。各类社会危机事件得不到官方的正面回应，而是一律以"境外势力"为由的拒绝对话式和污名化的方式进行压制，民众愈加清楚公权力的独裁本质，如成都49中案、弦子"反性骚扰案"、丰县"铁链女"和乌衣事件、唐山打人事件等一概如此。
再者，普通民众意识政治化觉醒自2018年的修宪取消"主席任期限制"开始，终于在今年"二十大"前夕，由彭立发（网名彭载舟）在北京四通桥一把火点燃。虽然这一孤勇抗议在网络空间转瞬即逝，彭立发亦随后被彻底人间消失，但直到他的那句"不要核酸要自由"[4]在白纸抗议中广泛呼喊，我们才觉察到民间的政治反抗意识已经悄然形成。这一新的民间政治反抗的图景，在疫情前已经铺垫，非人道封控举措导致的次生伤害和经济民生危机只不过进一步加剧民众对整个体系的不信任。此外，"二十大"后封控不仅没有如预期放开反而各地层层加码，民众渴望解封的期盼落空；国务院新出"二十条"形成了放开和封锁并举的张力，产生了更多地方和中央政策上的冲突和混乱，这更是直接给后续的反封控浪潮埋下重要的政策伏笔。
2.为什么这是"三个运动"？
11月24日乌鲁木齐大火事故后，次日即在当地引发大规模的群众反封控游行抗议。火灾引起的悲愤迅速传遍了整个互联网，而后于11月26日下午南京传播学院和晚上上海乌鲁木齐中路手持白纸的悼念抗议，直接拉开了整个全国乃至全世界各地华人的白纸抗议浪潮。短暂的周末两天内，全国各地超过200所大学学生在校园表达抗议，十几座大城市均出现市民上街抗议，随后世界各地数百个城市有离散中国人社群发起上千次抗议响应国内的抗争。
这场以"白纸"为象征的抗议潮，从"反抗封控"到提出更为激进的政治性诉求，看似是连贯的、跨区域、跨领域的全民性政治运动。但实质上，这其中糅合着三个"平行"的运动——工人阶级的抗争、城市居民和受教育知识分子/大学生的抗争以及海外离散新生代中国社群的团结运动。我将这三个运动从封控抗议潮中拆解，并非是要强调三者的独立性，恰恰是想突出这三个运动中在封控抗议潮中的相互交融；而三个运动的平行共存间的张力，又帮助我们理解这股抗议潮中的复杂性和局限性。
当"白纸"作为整体运动的象征在海内外被广为引用时，整一个运动的讨论核心基本只聚焦于国内高校和城市居民的政治性抗议和海外离散中国社群的团结运动，但这一叙事完全忽略了发生在各地城中村和外来务工社群的工人抗争。工人阶级的抗争在此次白纸浪潮中的作用为何应被重视？我们无法忽略富士康工人斗争经验对整个后续白纸运动的启发。10月底郑州富士康疫情失控导致工人翻越厂墙铁网的"大逃亡"，11月底因违反合同奖励承诺再次导致上万富士康工人抗议，直接与资方和大量防暴警察暴力对抗。这两次的富士康工人抗议有别于长期以来缺乏可见度的工人维权[5]，大量冲突性的视频/图片借助抖音、快手等在各个平台现象级地传播，这一反抗暴力封控和资本剥削的工人行动几乎引起了全民的共鸣——腐败、混乱、非人处境都是集体经历。
一定程度上，富士康工人的直接行动给后续的白纸街头抗议潮提供了重要的抗争行动资源——网络的呼喊不再被聆听，而街头才是发声的主场。实际上，城市中此类工人社群反封控的抗争几乎贯穿了整个2022年。据"异言网"不完全统计，在白纸运动潮前，今年6月份以来就有近80起反封控的抗议，多数发生在城中村/工人社区。工人是疫情封控下最敏感的群体，无形的病毒和有形的生计危机倒逼着他们的反抗，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波工人抗争甚至在白纸运动被打压之后仍在各地持续[6]。
新疆大火无疑是促发群众愤怒阈值的"最后一根稻草"，以城市居民和受教育知识分子/大学生为参与主体的"悼念式"的城市街头和高校抗争由此揭开。这一波各地同时自发的抗争，实际上是整个封控政治问题的系统性呈现：疫情次生伤害和集体创伤的情感积累、封控下的生计危机形成的政治经济结构困境、工人社群反封控抗争提供的行动破口、"二十大"后民众对防疫政策预期的落空和政策张力、以及四通桥孤勇抗议提供的政治化话语资源，这些共同成为这波城市/高校运动潮的重要动员资源。而海外离散新生代中国社群的团结运动也正是在这样背景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新生代海外离散中国社群，在过去数年迅速经历激进化的政治演变。2018年任期修宪在海外高校引发了小规模的#NotMyPresident校园海报运动，今年"二十大"换届前夕彭立发四通桥抗议事件激发了新的校园海报运动，四通桥的标语几乎在全球主要大学随处可见，规模甚大。随后，国内各大城市白纸运动的爆发，新生代中国离散社群被大规模直接动员，自发地组织和参与到本地的线下抗议。这种海外团结行动规模和形式完全是在（八九后）过去三十年来从未有过的。
本次抗议潮中，海外的团结运动与国内本土的白纸抗议纵然是相互呼应的运动整体，但是两者间不同的运动主体和议程设置，和政治诉求上的张力，必然决定了他们在中国反对运动中将扮演的不同角色。这也是本文区分两者关系的缘由。我们亦将本土的封控抗议潮进一步区分出工人主体和城市居民/学生主体两部分的运动，并不是为了区隔两者的关系，而恰恰是要提醒运动参与者不能忽视长期以来工人社群为中国民间反抗运动提供的运动资源和意识启发——根植于经济体系的社会不平等一直都是任何政治运动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同时也要强调其韧性特质和团结工人运动的必要性（下文讲述）。而在本次封控抗议潮中，两者也不是天然在时间、空间上绝对区隔的——11月27日下午持续到晚上，武汉各区数万民众（包括外来务工者和居民）沿街拆围栏的抗争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3.封控抗议潮的革命性
如今，整个封控抗议潮随着政府"躺平"式的突然放开进入尾声，当局亦循常态开始对示威参与者进行秋后算账。运动高潮的转瞬即逝且未见任何结构性的政治改变，我不认为需要将这场运动抬高到"革命"的位置上，尽管这种论述有助于在国际社群的传播。但这场封控抗议潮所呈现出来的革命性，或者说进步性，仍然需要被深入讨论。
中国工人群体长期以来的激进抗争传统无需在此多加赘述。从90年代的国企工人下岗潮伴随的成千上万工人的集体维权潮，到本世纪初以来（尤其是2010年前后）市场经济下农民工争取合法权益而爆发的各种野猫式罢工，封厂门、上街、堵高速路等都是工人维权的常态范式。工人群体的边缘性和政府对工人运动的高度敏感性和高强度维稳，都令工人的激进抗争长期以来都不为民众所知，但这次富士康工人反抗在中国社会所引发的广大回响，其为本次白纸抗议所提供的运动资源，再次启示了未来中国反对运动必须将工人运动视为重要核心部分。
以城市居民/学生为主体的运动在"八九"之后并非不存在，但这次封控抗议潮中集体呈现出来的政治化（politicization）趋势，却是完全一副新的运动图景。以往的城市抗争，多数只是聚焦在特定议题下的集体行动，如2007年厦门与2014年广东茂名市民的反PX环保示威、2016年深圳与江苏昆山呼吁"公平教育"的家长集体维权、或2010年广州"撑粤语"的文化保育抗议等，又或者零散的民运/维权人士主导的小规模、缺乏影响力的抗争。这次的白纸抗议，名义上绝大多数人的直接诉求仍然围绕在反对严苛封控，但在人群中夹杂的政治性口号——"习近平下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开始在抗议中被群众接纳和共同喊叫。
"四通桥抗议"可能是催生这系列政治性口号关键的一把"火"，但绝不是这一政治质变的源头。过去数年（追溯到在疫情之前），我们在网络空间已经明显观察到，中产或受教育群体对于财富积累和向上流动性的日渐绝望，从社畜、"躺平"到"润"学的意识跨度，已经逐渐显现民众对于当下政治经济体系的高度失落，甚至致使政府不得不出用国家宣传机器来驳斥"躺平""润"等"糟粕"的反资本文化。过去，这些生活的"失落"并未真正转化为实际的反抗行动，而这次发生在城市的白纸抗争则是在一定程度上确认了这一革命性的政治质变。当下，我们未必可以预料未来的中国群体运动会如何组织和发展，但至少这场白纸运动已经开拓了民间运动新的政治化想象，完全颠覆了以往城市抗争以孤立的去政治化议题为诉求或以维权人士为核心的动员模式。
这一波响应国内白纸抗议的全球数百座城市/高校的团结行动，突破了"八九"以来传统民运以政治领袖为核心的政党式动员和政府游说/倡议的抗议范式，以留学生为主体的离散社群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反抗政治。传统的中国海外民运在过去备受诟病。这种以海外民运领袖为主体的、强调直接的政治反对姿态的政治倡议，夹带着强烈父权化和保守主义倾向，完全无法凝聚和组织起海外广泛的离散中国社群，更难以连接国内本土的社会议题和跨阶层社群，甚至令新生代离散社群主动远离。但这一次响应白纸抗议的海外声援，却多数是由新生代离散社群作为核心组织者进行议程设置和社会动员，侧重于与国内运动的联动和支援，并主动与海外不同公民团体进行对话以放大团结运动的影响力和进步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