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白纸抗议拆分为三个"平行"的运动——工人阶级的抗争、城市居民和受教育知识分子/大学生的抗争以及海外离散新生代中国社群的团结运动，同时提出当下中国海内外社会运动面临的三个困境：本土民间社会长期缺乏基础建设、海外运动如何与本土议题联结和社会运动缺乏对工人阶级抗争力量的重视和联合。
此为针对2022年底白纸运动的反思长文，简略版本由报导者由刊发，题为"白纸抗议集结的三股力量：理解中国2022社运抗争局限与革命性"。因简略版本删减了针对整个封控抗议潮发生的背景分析，获作者左玥授权，故在此分享原文供读者讨论。
随着各地政府开始悄无声息地大规模传唤/羁押白纸运动抗议者，不可否认，因三年严苛封控而激发的"白纸运动"已经迅速走入了尾声。这一波被称为"八九"后绝无仅有的全国封控抗议潮，在工人、市民和学生间短期内跨区域地自发地迅速联动，政治化的口号在跨阶层群体中甚至得到一定程度的接纳。这场运动浪潮无疑在当下的中国社会是具有革命性的，或者说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社会问题蓄积而发生质变的直接呈现，完全刷新了我们对于国内群体抗争的想象。
即便如今在解封的大趋势下，民众的诉求似乎已经得到一定的满足（尽管陷入了另一种政府极端躺平的"混乱"），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波抗议的政治积累将如以往的群体运动般再次烟消云散。可是为什么这波抗议潮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迅速地褪去？除了政治打压的常态困境外，我们该如何理解和反思这场运动浪潮的革命性和局限性？作为一个长期在国内从事NGO和基层组织工作的行动者，我试图拆解白纸抗议潮中出现的三个"平行"运动，厘清彼此的互动和张力，提供一些实践性的运动反思。
1.封控抗议潮为什么会发生？
白纸抗议纵然是由新疆乌鲁木齐大火悲剧而激发，但若回溯这场运动的本质，我们必然无法忽略三年"清零政策"造成的系统性的人道灾难和政治经济性危机。正如网民所评论，"清零政策"几乎成了新时代的"基本国策"，民众的经济、生活、医疗、文化、心理等民生需求都毫无协商余地、被迫地让步于这一政治任务。因应新冠变种omicron极高的传播性和难控性，仅2022年上半年，全国就有超过4亿人口都处于被封控的停滞状态，尤其以上海和新疆、西藏、云南等边境地区为甚。封控下衍生的次生灾害、经济民生和政治危机成了这场抗议浪潮中最为核心的激发因素。
封控下的疫情次生灾害。11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吉祥苑大火因封控措施而造成的至少十人死亡（均为维吾尔人）和当晚新闻发布会官方指责遇难者的言辞——"部分居民自防自救能力弱"——是点燃群众愤怒最后一把火。但事实上，这把火从武汉封城后一直就没停过，经历2021年南京扬州等地封城、再到2022年上海封城期间绝望自杀的居民不计其事，亦有数不清突发疾病却得不到任何及时救治而死亡的悲剧；2022年更是全国集体创伤的一年：9月18日贵州转运巴士侧翻27人遇难，11月1日兰州三岁小孩一氧化碳中毒却因疫情防控遭阻而耽误抢救，11月11日深圳大学封控1个月无合理安置致后勤女工跳楼自杀，11月18日广州外来工感染新冠后在方舱集中隔离期间自缢，再到11月21日湖南安阳一厂房大火致38人死亡（多为女工）……我们几乎无法全面记录封控下发生的每一件人道悲剧，因为每天各地类似的悲剧都层出不穷——这是全体民众共同的疫情创伤，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亲历者。正如西北政法大学一男生背着的抗议纸板所书，"大巴车翻车的是我，生病拒诊的是我，崩溃跳楼的是我，火灾被困的是我。如果这些不是我，那么接下来就是我"。
封控下的经济民生危机。在官方看来，封控三年似乎很好地减少了新冠对经济生活的中断，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2022年全年期间大量的失业、裁员、金融纠纷等事件，甚至整体消费力的疲软，无不预兆民生危机正在急剧积累。一方面，疫情期间政府的纾困方案主要聚焦在为企业提供社保补助和减税，而劳动者几乎没享受到政府的任何经济性支援，完全靠自力更生[1]；另一方面，长期的随机性、突发性封控措施令服务业、制造业等劳动者收入变得极不稳定，失业人数骤增，部分劳动者加入非正规就业行列，如外卖行业[2]，但长时间间隔性封控和资本不断进化的算法剥削，并没有令劳动者获得稳定的经济收入。遗憾的是，我们难以获得最真实的失业数据，但从2022年两个公开数据足以窥见封控下民众处境的急迫性。一个是，年轻人和受教育群体失业率/待业比例骤增。2022年7月份政府的官方数据显示16-24岁城镇青年人失业率为19.9%；另有民间商业报告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4月，全国应届高校毕业生去向落实率仅为23.61%。另一个是，全国GDP增长目标的不可及。政府原定全年全国GDP增长目标为5.5%，但实际上前三个季度增长仅3％，当下第四季度疫情大爆发亦使GDP增长完全不可能实现。大量的劳动者失业或收入中断是封控政治下必然的经济代价。
因此，在11月26-27日白纸抗议浪潮发生之前，整个11月甚至过去的半年里，全国各地的城中村或流动人口聚集的社群都零星不断地爆发反对封控、自发拆围栏的以"生计诉求"为驱动力的抗争，尤其是以11月14日数百上千广州海珠区康乐村外来务工者[3]和11月22/23日上万郑州富士康工人大规模抗议为代表。这一波城中村社区的抗争甚至在白纸运动被打压之后仍在持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