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美国就是制度好，白宫和国会轮流坐庄，这不，共和党坐庄，又声称要“追究病毒源头”、又高喊“受骗了”，不过这位麦卡锡是不是只耍嘴皮子，则要往后看了。美国政界确有一个“屠龙派”，深知对付中共只有一招：帮助中国人民起来推翻他们自己的这个制度，全世界就安全了，当初川普、蓬佩奥那一届内阁做下去的话，没准这场瘟疫就不会发生了。但是，拜登还是要跟中共做生意，就像三十年前老布什在“六四”屠杀后还要跟邓小平做生意一样，令美国的绥靖主义泛滥，他们大概不会汲取这个教训，这也是没辙的事。】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6日2日会见六四参与者王丹、苏晓康、李恒青和李兰菊等人，美国国务院于3日中午12时许公布会面消息，并发布正式新闻稿《美国国务院六四事件31周年声明》：
‘今天我们荣耀勇敢的中国人民，他们要求民主、人权以及没有腐败的社会，却于1989年6月4号在天安门广场面对中国共产党派出以坦克和枪枝武装的人民解放军。天安门抗议活动鼓舞了前苏联以及东欧受到打压的民众，要求并且达成民主改变。
中国共产党政府却因管制资讯和暴力镇压,得以幸存。31年之后，死亡或着失踪的天安门抗议者数目仍然未知。美国持续赞赏他们的愿景，美国人民与仍在哀悼期死去家属的中国家庭，包括勇敢的天安门母亲，即使面对巨大的个人困难与风险，她们从未停止为他们孩子们的死亡，寻找正义。我们重申并呼吁：
针对死亡或失踪者，进行完整并公开的计算。我们哀悼1989年6月4号的受难者，我们也与向往一个保障人权、基本自由以及基本们性尊严政府的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6月2日进国务院见蓬佩奥，是余茂春安排的。三十年前他还在伯克利师从汉学家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读博士，就打电话给我说魏教授也乐意带我，我却被车祸绊住了，没去成。后来他在安纳波利斯海军学院教书，我们就常常可以在派对上碰到了。那天见国务卿大概四十分钟，蓬佩奥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我们怎么帮助中国人民走向民主，希望听听你们的意见。李兰菊向国务卿讲她三十年前在天安门广场的故事，讲得很细，蓬佩奥就静静地听她说。我则通过余茂春翻译对国务卿说，美国调整中美关系、从只对当局到转向民间，实在是一个大清醒，而唤醒中国老百姓，首先要唤醒中国知识分子（读书人），这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可能不太好），但舍此无它，怎么做？需要好好规划。然而，其实我心里知道（没敢说出口），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其实还没醒来，国内一则闭塞，二则前现代，读书人观念陈旧落后，跟不上趟儿，胆儿最大的，也还在那儿呼唤“改革”，而“改革”早就死了，或成了中南海忽悠内外的臭裹脚布，至于今天怎么先去“启蒙”读书人，没人知道，因为五四那时候只有“启蒙百姓”这档子事儿，谁启蒙了陈独秀、胡适，我还真不知道呢。
那几天正逢“六四”三十一周年，想想我已经流亡了31年，真是不可思议。台北中央社记者张淑伶来采访我，我年年说“六四”，这次拣了一个新话题：西方不懂“韬光养晦”：
（台北4日电）六四事件31周年，作家苏晓康说，六四改变人类历史，今天的世界正承受六四后中共发展经济以壮大自我、同时因恐惧丢失政权而更加专制的苦果，但西方社会对此体认还不够深刻。
苏晓康2日与王丹等人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Mike Pompeo）会见，他在行前接受中央社记者采访时说，在中国禁止讨论的情况下，谈纪念六四对今天的中国没什么意义，但是，理解和反思六四事件，对西方社会来说愈来愈重要。
他说，西方政治人物和评论家不容易明白，中共政权因1989年的六四屠杀而有了严重的“亡党亡国、丢掉天下”的焦虑，而这是六四和当今中国政治最重要的关系。
六四镇压后，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之说，加上19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30年下来，中国的经济起飞，透过全球化也俘虏了西方文明。苏晓康在去年底出版的“鬼推磨：中国魔幻三十年”一书中，梳理了大屠杀后中国社会的种种变化以及西方绥靖主义的后果。
他说，六四危机令中共“生死存亡”，却“死而后生”，也塑造了一个新的集权形态，令西方至今束手无策，人类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1988年时，苏晓康因担任电视纪录片“河殇”的总撰稿人，已成为文化界享誉全国的人物，隔年他曾参与连署并在天安门广场上声援学生。
他说，当时学生并没有要推翻执政者，但邓小平立刻认为政权要丢失了，采取开枪镇压，“我想，邓小平也知道自己失策了，杀鸡不需用牛刀，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我也强调两点：
第一、开枪杀人这一步走出去后，就没有回头路了。苏晓康说，邓小平认为把经济提升，人民会暂时忘掉六四，但不可能真的忘掉，中共必须为杀人不断付出代价；就因为怕丢失政权，必须自外于国际规则和普世价值，搞自己的一套。
在苏晓康看来，几乎没有西方的政客或评论家看到六四屠杀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即使中美现在对立，主要基于觉得中国占了他们的便宜、只想到公平交易的问题，这说明了西方政客始终没懂得“韬光养晦，改革开放”这两句话的真义，也没去认真探讨“中国崛起”和六四有什么关系。
他分析，第二、所谓韬光养晦，就是“我卧薪尝胆，等我起来就要灭你”，这是“中国式的阴谋”。邓小平之后，江泽民时代仍低调主张“闷声发大财”；胡锦涛时期尽管开始压制民间社会的异见，但也没有要和西方抗衡的意思；到了习近平主政的时代，则是野心外显，大力宣传“一带一路”等政策。
苏晓康认为，如果西方国家能体认到六四与当今世界局势的关系、了解中共究竟是怎样的政权，“我认为他们会从很多方面瓦解这个政权”，就像1950年代美国杜鲁门主义的反共战略一样，对中共围堵。
然而，和当年的“老大哥”苏联不同的是，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体量成为全球第2，除了富豪外，绝大多数的教授、作家、演员以及城市工人等阶层都分享了政权给予的利益，而年轻学生族群则是被官方宣扬的民族主义成功洗脑。
经济上，西方国家难以拒绝和中国做生意；政治上，也很难看到欧美国家想要影响中国。
苏晓康认为，要改变中国政治，必须影响中国的民间社会，但他看不到欧美影响中国社会的作为。反而中共在六四后对任何可能的“境外势力”处处设限以防止“和平演变”，还输出锐实力“讲好中国故事”。
今年的六四纪念日，正值全球关注武汉肺炎疫情及北京强推“香港版国安法”，苏晓康强调，这些都可以追溯至西方绥靖主义的报应或后果，尤其疫情危机更显示西方领先地位不再，西方国家是时候重新理解六四。
——《瘟世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