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亦武记录小说《武汉》的意大利文版。
【编者按】这个星期，作家廖亦武再次现身德国斯图加特市政厅，与来自斯图加特大学及德国国际政治与安全研究所的专家们对话，探讨中国疫情在“解封”后堪忧的走势，以及他的文学写作与母国乃至世界未来发展的关系。这是继上个月（即去年12月）成为“斯图加特未来演讲”活动的主讲人之后，这位流亡德国的著名作家第二次应邀进行相关主题的演讲与对话。在廖亦武演讲之前，德国《斯图加特日报》对他进行了一次访谈。廖亦武提供的原题是《德国和欧洲必须筑起一道防止“COVID-1984”的柏林墙》。本文是这个访谈的中译稿。
(斯图加特日报记者Kister.Stefan)问：廖先生，中国现在发生的事情可以被看作是你的武汉小说的续集：怪诞的任意性，这次是在另一个方向。完全隔离后，完全开放。你是否预料到这一点？
答：完全没有预料到。我和许多人一样，以为1989的天安门屠杀会重演，这是独裁者一贯的做法，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斯大林、普金，都这么做的，用坦克和戒严部队镇压手无寸铁的反抗的人民。习近平自认为是当代的毛泽东，谁也想不到一夜之间，封闭三年的中国突然解除封闭，犹如从山巅跌下山谷，事先没有任何预兆。
问：两次都被政府否认和掩盖，即使现在公开承认的死亡数字也远远低于在诊所和火葬场可以看到的数字。你现在对中国的情况有什么了解？
答：从2020年的武汉封城开始，紧接着，中国封闭了几百个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在两个月中，死了多少人，这永远是一个谜——这正如刚刚过去的两个月，到底死了多少人，也永远是一个谜。从封城到解除封城，都是同样的死尸密布的末日景象，所以，记录小说《武汉》中的场景和目前的场景重叠在一起，所以，我又为这本书取了另外一个书名，叫《COVID-1984》。意思是“致命病毒加致命谎言”。
问：而在中国，人们对他们周围现在所发生的事情了解多少呢？
答：从动态清零到突然解封，这三年来，这么多人死去，这么多人失去自由，我作为一直在密切关注国内底层人民状态的作家，我觉得，人们通过自己被隔离的处境，也就非常能理解周围所发生的许多事情，正如一只被关在铁笼中的动物，非常能够理解其它被关在铁笼中的动物的心情和处境。因为，白纸革命爆发了，没有一句反对共产党的口号，但意思就是滚蛋。
问：是什么导致了政府政策的这一彻底改变？
答：南京传媒学院的一位叫李康梦的女生，在2022年11月26日下午，双手将一张白纸举在胸前，一言不发地宣告了“白纸革命”的开始。这张不说话的白纸，人人都能看懂和听懂：
我知道你们不准我说话
但是我要告诉所有人
你们不准我说话
我要说
你们不准我说
当白纸飞抵北京，在清华大学，数百理科学生在白纸上添加了英文物理公式，然后才一起举起来抗议。这个公式是著名广义相对论宇宙模型的弗里德曼方程式Friedman（和自由发音相近）Equation的一部分，被省去的方程最后一项，是来自暗能量的贡献，第二项k不为零，则代表开放性宇宙。其寓意是：自由，开放，不要黑势力！
到了2022年11月26日傍晚，来自东西南北的上海市民举着白纸，突破警方重重封锁，在乌鲁木齐中路集会，纪念死难同胞，成千上万人齐声怒吼：“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
问：中国结束封锁对抗议活动来说意味着什么？抗议者是否因为政府放弃了清零政策而就此平息了呢？
答：白纸革命迫使习近平政权放弃了三年的“动态清零”政策，但是全国各地有近百名抗议者被抓捕。而且继白纸革命之后，又有烟火运动，人民的绝望和愤怒已经抵达一个沸腾点。是的，有许多人逃离或正在逃离“COVID-1984″笼罩的死尸之国，可绝大多数民众没有钱，没有工作，没有办法逃离，他们除开反抗，没有第二条道路。就像《武汉》中的主要人物艾丁，从来都不是刘晓波那样的政治反对派，可最后竟然成为最危险的国家敌人，从”COVID-19″到”COVID-1984″，病毒改写了人类历史，改写了人类的一切生活方式。
在你的小说中，你以一种剧烈但也是悲惨的方式描述了将人们推向绝望的荒诞戏剧–“0“科维德战略。你把真实和虚构的人物混在一起。其中之一是公民记者Kcriss Li或博主Zhang Zhan，他们都已被逮捕。你对他们的命运了解吗？
答：《武汉》开头部分完全是纪实，独立的自由记者Kcriss因为接近武汉病毒研究所P4实验室，而被国家安全局追捕，然后是对这个95年出生的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的回顾，最后是Kcriss被抓走，他的命运是一个谁也不知道的谜，紧接着，过渡到小说部分，从德国回中国的历史学者艾丁的回家的故事，几十公里路，他走了两个多月，差点回不了家，等到他终于回家了，他的妻子却死了，随后，他因为在网络上与朋友讨论COVID的来源而被国家安全局被捕，真实的人物Kcriss和小说人物艾丁，命运差不多。当然，小说人物艾丁的命运，也是后来的张展的命运，可见，对于我，即使是虚构中的人物，也建立在真相的基础上。
问：在你的写作中，你用个人的声音来反驳那些概括性的、大的单位。一个诗歌的主题是否会变成一个政治的主题？
答：首先是一个事件，一次突然的浩劫，比如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比如武汉病毒，也就是COVID-19，首先在武汉出现——这既不是文学的，诗歌的，也不是政治的，但是白俄罗斯的女作家阿列克谢维奇的《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和廖亦武的《武汉》出现了，这当然是追求真相的文学，其中也包含了对独裁政治的抨击。
问：《武汉》中的重要人物庄子归收集了病毒从武汉的实验室逃出的证据。他住在柏林，病毒学家Christian Drosten对这一论点不以为然。他们是否在某些时候交换过意见？
答：请参考读者Hilmar Kaht博士2022年3月22日给《武汉》作者的信，读者允许公开其中的内容。下面是中译和原文，请注意最后一段：
亲爱的廖先生:
神经紧绷地读完您的纪实小说《武汉》，受益良多。将事件的客观信息与真相置于中国国内政治局势中的方式加以解释。这是事实文献和小说形式的文学呈现的独特结合。如此您成功地记录了流行病的事实–读起来像恐怖惊悚片，紧张悬疑–同时将它们编排到小说的虚构情节中。现在，从美国消息来源得知的其他事证再次证实了您的说法。
武汉法国P4实验室的历史以及它与美国研究机构的合作一节也非常有见地。我所不知的是，法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条约居然规定了“北京不得使用该技术进行侵略行动”。您在2021年11月25日接受NZZ采访时，说过“西方记者很愚蠢”。显然，这不仅适用于记者。人哪！要有多天真，才会相信北京会遵守禁令？法国的这一可分割性条款让我想起了列宁所说的：“资本家也卖给我们吊死他们的绳子。”
您的书中提到，“美国疾病控制中心”于2014年停止资助武汉的项目。汉堡物理学教授Roland Wiesendanger在2022年2月3日接受NZZ采访时提及，时任非政府组织“生态健康联盟(EHA)”主席的英籍动物学家彼得·达扎克为人畜共患病的研究提供了大笔资金。美国国防部多年来已资助达扎克的组织近4000万美元一节，已被公开。“美国国家卫生服务局(NIH)”多年来一直在支持武汉的研究工作，提供资金和专业人员的支持。
2017年至2019年间，“生态健康联盟”将Banal-52病毒样本送到武汉的研究实验室。这消息来自“生态健康联盟”与“美国国家卫生服务局”的一个部门的电子邮件交流，White Coat Waste Project–一个反对动物试验的纳税人监督协会–根据《美国信息自由法》获知这消息，并于2021年11月加以披露。
“生态健康联盟”于2018年申请美国研究基金一事也引起了轰动。基因实验旨在将一种元素纳入冠状病毒中，这会使它们更危险地传播给人类。正是这个元素–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后来在SARS-COV2的基因组中被发现。五角大楼当时拒绝了“生态健康联盟”的研究提案。然而，这并不排除彼得·达扎克和他在武汉的长期合作伙伴石正丽从其他来源获得研究资金的可能性，例如来自中方。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2020年2月1日，二十多名病毒学代表在与安东尼·佛奇（Anthony Fauci）的电话会议上一致认为SARS COV2是天然来源。本文件的共同签署人包括柏林大学附设医院夏里特（Charité)的Christian Drosten教授也参加了电话会议。没有会议记录。然而，我们从一封根据《美国信息自由法》公布的电子邮件得知：美国病毒学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Kristian G. Andersen)在2020年1月31日给安东尼·佛奇的电子邮件中写道，他和他后来的两位合著者( Edward Holmes和Robert Garry）一致认为该病毒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极可能从实验室逃逸出来的。
亲切的问候
Hilmar Kaht博士
Sehr geehrter Herr Liao,
Ihren Dokumentarroman WUHAN habe ich mit großer Spannung und Gewinn gelesen. Dabei schätze ich besonders die Art, in der Sie die sachlichen Informationen der Ereignisse unmittelbar nach dem Ausbruch der Epidemie2019/20 deutlich hervorheben und in den Kontext der innenpolitischen Lage der VR China stellen. Das ist eine einmalige Kombination von sachlicher Dokumentation und literarischer Präsentation in der Form eines Romans. Damit ist es Ihnen gelungen, die Fakten der Epidemie– die sich so spannend wie ein Horror-Krimi lesen– zu dokumentieren und gleichzeitig in die fiktive Handlung Ihres Romans einzufügen. Die inzwischen aus US-amerikanischen Quellen bekannt gewordenen zusätzlichen Fakten bestätigen Ihre Darstellung einmal mehr.
Aufschlussreich ist auch die Geschichte des französischen P4 Labors in Wuhan, sowie dessen Zusammenarbeit mit amerikanischen Forschungseinrichtungen. Neu war mir, dass der Vertrag zwischen Frankreich und der VR China festlegte“dass Peking die Technik nicht für aggressive Handlungen nutzen durfte.” Sie sagten im Interview mit der NZZ am25. November2021,“Westliche Journalisten sind ziemlich dumm“. Das gilt offensichtlich nicht nur für Journalisten. Wie naiv musste man sein, zu glauben, Peking werde sich an das Verbot halten? Diese für Frankreich salvatorische Klausel erinnert mich daran, dass Lenin sagte:“Die Kapitalisten verkaufen uns auch noch den Strick, an dem sie aufgehängt werden.”
In Ihrem Buch heißt es, das“American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stellte2014 die finanzielle Unterstützung der Projekte in Wuhan ein. Roland Wiesendanger, Professor für Physik in Hamburg, berichtete in einem Interview mit der NZZ vom3. Februar2022, dass der britisch-amerikanische Zoologe Peter Daszak, Präsident der Nichtregierungsorgansation“Eco Health Alliance”(EHA) große Summen für die Erforschung der Zoonose bereitstellte. So wurde publik, dass das US-Verteidigungsminstrium Daszaks Organisation in den letzten Jahren fast40 Millionen US-Dollar zugesprochen hat. Der U.S. National Health Service(NIH) hat die Forschungsarbeit in Wuhan jahrelang sowohl mit Fördergeldern, als auch mit Fachpersonal unterstützt
Zwischen2017 und2019 schickte die EHA Proben des Banal-52-Virus ins Forschungslabor in Wuhan. Das geht aus dem E-Mail-Verkehr der EHA mit einer Abteilung des NIH hervor, von dem dasWhite Coat Waste Project– ein Verbund von Steuerzahlern gegen Tierversuche– gemäß dem amerikanischen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Kenntnis erlangte, die sie im November2021 offenlegte.
Für Aufsehen sorgte auch ein Antrag der EHA auf US-Forschungsmittel aus dem Jahr2018. Mit genetischen Experimenten sollte in Coronaviren ein Element eingebaut werden, das sie für dieÜbertragung auf den Menschen noch gefährlicher machte. Exakt dieses Element– die Furin Spaltstelle– fand sich später im Erbgut von SARS-COV2. Zwar lehnte das Pentagon den Forschungsantrag der“Eco Health Alliance” seinerzeit ab. Doch das schließt nicht aus, dass Peter Daszak und seine langjährige Kooperationspartnerin in Wuhan, Shi Zhengli, von anderer Stelle Forschungsgelder dafür erhalten haben, etwa von chinesischer Seite.
Erstaunlich ist auch, dass am1. Februar2020 eine Gruppe von mehr als zwanzig Vertretern der Virologie dieÖffentlichkeit sich in einer Telefonkonferenz mit Anthony Fauci darauf verständigte, dass SARS COV2 natürlichen Ursprungs sei. Mitunterzeichner dieses Papiers ist u. a. auch Prof. Christian Drosten vom Berliner Universitätskrankenhaus Charité, der an der Telefonkonferenz teilnahm. Von der Konferenz gibt es kein Protokoll. Doch wissen wir aus einem– auf Grund des amerikanischen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bekannt gegebenen Mailwechsel– dass der amerikanische Virologe Kristian G. Andersen am31. Januar2020 in einer an Anthony Fauci gerichteten Mail schrieb, er und zwei seiner späteren Mitautoren(Edward Holmes und Robert Garry) seien sich einig, dass das Virus nicht natürlich entstanden sei, sondern aus einem Labor entwichen sein dürfte.
Mit freundlichen Grüßen
Dr. Hilmar Kaht
问：中国的控制狂潮是否遇到了大流行病？
答：应该是共产党利用了COVID-19，实现了对中国十四亿人的全面监控，我把这种“全面监控”叫做“共产主义健康码”制度。缩写为“COVID-1984”.
问：如果你谈及武汉病毒，你可能会发现唐纳德-特朗普的掌声。这让你感到不安吗？
答：特朗普是一个商人总统，他最关注的，不是中国的独裁政治，而是与中国的平等贸易。在武汉封城之前的2020年1月15日，他与中国签订了史上最大的贸易协定，却万万没想到，一个多星期后，武汉和湖北就封城了。可中国对境外的飞机航班却继续开放，直到两个多月后，特朗普才明白过来，他被习近平和共产党所愚弄，不仅失去连任机会，自己也因为在竞选集会上不戴口罩而被传染。愤怒之下，他叫“中国病毒”或“中共病毒”，这都是很不准确的“政治命名”，应该叫“武汉病毒”才对。
问：在德国，也有一些人觉得自己生活在柯洛纳的独裁统治下；奇怪的是，他们往往也是对普京的侵略战争抱有极大同情的人。你能理解吗？
答：既然这样，他们为什么不去莫斯科或北京生活一段时间呢？比如5年到10年，等到那时候，我们就应该对他们表示同情了。
问：最近，有消息称中国正在德国经营警察局。你在柏林的安全程度如何？
答：柏林当然是一个安全的城市，虽然刘晓波的遗孀在2018年来到柏林，住在我家附近的时候，据说有好些共产党的间谍也在周围活动。但是我不怕。我是一个有影响力的流亡作家，发表了很多书，如果有在德国的中国警察局来找我，就成大新闻了，这样的大新闻只能帮助我卖书。
问：你在书中引用了奥威尔的话：”决定现在的人也决定了过去和未来”。中国是一个奥威尔式的监控国家。那是未来还是过去？习近平正在像毛泽东一样上演自己的故事。中国是一个即将到来的世界大国，还是实际上已经是一个昨天的世界大国？
答：这三年，武汉病毒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历史。在2020年1月武汉封城之前，中国是最大的“世界工厂”，许多西方的著名公司都在这个世界工厂中，只问经济，不问政治，只问利润，不问人权，但是，武汉病毒改变了一切，正如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改变了一切。西方民主国家从惨痛的教训中意识到，普京和习近平，也包括其它独裁者，从来没有放弃过他们的共产主义全球战略，独裁者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与美国和欧洲等奉行普世价值的国家对决的。所以，习近平和普京的帝国，既不是昨天，也不是未来的“未来大国”，而是今天，西方必须面临的一个人间地狱。
问：在乌克兰战争的背景下，德国目前正在努力避免过于依赖中国的错误。他们是否有希望这些教训能够战胜经济利益？
答：德国人只能依赖自己，德国人聪明、能干，民族性格比较务实，在世界上的领域也比较多，喜欢读书的人也非常多，我在柏林居住了十多年，感觉这个城市很有正义感……德国的一些政治家往往低估了柏林的人民。
问：你对德国和欧洲政治有什么要求？
答：请为德国和欧洲筑起一道防止“COVID-1984”的柏林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