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二月上旬，中国在抗疫清零三年后突然解禁。在大规模感染和死亡的血雨腥风中，不少学者和西方媒体不约而同地看到，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产生了巨大裂缝。习近平和中国人民的社会契约，似乎濒临破产。
在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中，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是一种探讨个人与政府合法性之间关系的概念；社会契约主张，个人融入政治社会的过程，是一个相互同意的过程。学者黄亚生、吴强、裴敏欣、袁莉及法广等媒体，最近刊文分析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都使用了“社会契约”这个概念，都得出类似的结论：习近平破坏了中共建立的社会契约。
综合他们的文章，我有如下看法：自八九六四以来，中共一直在实施一种不成文的、大体有效的社会契约，即政府向人们提供大体稳定和舒适的生活，作为交换，人民必须付出部分政治自由的代价。这种社会契约，或曰一种交换（trade off）关系，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特点。比如，在江泽民时代，执政当局和人民之间不成文的默契是，我让你发财，你支持我执政，并让渡你的政治自由。胡锦涛时代的默契是，我不折腾你，你过你的岁月静好，我决定你是否拥有或拥有多少言论出版结社等政治权利。到了习近平时代，他改变了这一切。
习近平上台以来，逐渐撕毁了中共与中国人民长期以来达成的某种社会契约，老百姓既无财可发，也没有岁月静好。不仅如此，他还借三年抗疫，侵蚀了人民与生俱来最基本的人身自由，控制了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他的三年封城清零，成了社会契约被瓦解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是人民忍无可忍最终爆发白纸革命的初始原因。去年11月底，手持白纸的大学生、农民工、居民和小企业主们，抗议清零要的只是回学校复课，恢复工作、商务和旅行，事实上，他们对习的过度控制，非常不满。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于12月2日在《纽约时报》上刊文“习近平打破了中共建立的社会契约”，文章指出，从天安门危机以来，中共通过遵守一定界限以换取社会遵守其界限的社会契约，这是把中国从危机中拯救回来并推动经济繁荣的关键。但习近平破坏了这个社会契约。
当然，这个中共和中国人民之间的社会契约，是被中共强加的，是人民不得不做的一种妥协。吴强于12月2日在《纽约时报》刊文“中国共产党正在失去民心”中指出，1989年的残酷镇压将中国人民去政治化，被逼接受三十年来主宰生活的社会契约：让党来搞政治，以换取一定程度的经济自由。裴敏欣谈到清零造成的严重后果时也说，中共打破了与中国人民达成的经济契约，也包括社会契约；这个社会契约说得是，中国老百姓要把政治权利交出来，才能获得一定的个人自由。但这次清零，中国人民已经走到临界点。
而现在，这个即使被中共强加的社会契约也濒临破产。习近平的手伸得太长，他跨越了自己应当信守的界限，把中共在过去三十多年中承诺提供的好东西统统收走。人民发现，过去他们放弃自己应有的政治权利，还有一点儿个人自由和正常生活，但在这次抗疫中，自己不仅丧失了政治权利，更丧失了最基本的个人自由和正常生活。民众变得一无所有。被政府逼得无路可走的民众，于是义无反顾地举起白纸，在白纸运动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共产党无疑正在失去民心。
有学者指出，如果习近平想维护他自己的“天命”，就有必要“与中国人民重新订立契约”（裴敏欣，2022）。最近有迹象显示，习近平在一些方面正在做出让步。但是他能不能和人民重订契约，关键不在于他是否让步，而在于人民是否还相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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