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春末，我第一次去母亲老家，就是坐这个牛皮船渡河的。
3、
1965年9月16日我和你爸爸结婚。11月初我下乡去扎木（注：扎木为藏东波密县驻地，在行政区划上曾隶属昌都地区，1983年划归林芝地区）农村参加搞“三教”（注：1963年9月，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西藏掀起以阶级教育为重，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的“三大教育”运动，无数负有特殊使命的干部们呈辐射状被派往各地乃至农村和牧区长达数月数年）。公安厅的“三教”点在扎木。我在那里待了差不多五个月。
本来说是要待三年的，但都没有待满。我是因为怀上了你，但在下乡之前并不知道自己怀孕了。起先我被安排在专案组当翻译，审查“三教”期间发现的那些参加过“叛乱”的人，对共产党不满的人，以及成分不好的领主、代理人等。我们这个专案组有三个人，一个是公安厅预审处的处长，一个是大学生，做记录的，我是翻译。他们两人都是汉族。哪个地方有案子了，我们就要骑马去调查，经常需要这么跑。现在想起来，其实那些被审查的人都穷得很，说是什么农奴主，但穷得很，因为“民改”（注：即“民主改革”，简言之，是1959年之后对西藏传统经济的革命）已经结束了，已经是1965年了，那些农奴主早就被革命得干干净净了。
2001年春末，我坐在母亲老家房子的遗址上，但已经缩小很多，仅是一小圈空地被参差不齐的石块环围。（王力雄拍摄）
就像我后来才知道的，那时候我们家被抄家了三次，起初未定“参叛”（参加“叛乱”的意思），“民改”第二年复查，被定为“参叛”。那时候已经要求我阿妈接受劳动改造。那天，阿妈啦从地里收工回来，手里还拿着一把锄草的镰刀，到家才发现大门贴了盖有红色章印的封条，干部和积极分子们正在把从房子里搬出来的所有财物分门别类，放在卡车上。我们家一下子就一无所有了，阿妈啦连个喝茶的碗都没能拿出来，自己的房子从此居然连一步也进不去了……
还是接着说我自己吧。三个月后，专案组的工作结束了，就把我调到了“四同户”。“四同户”就是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我被安排在一个村子里的老百姓家里住了两个月。那里的生活苦得很，当时给我们供应的15斤大米和15斤面粉都要交给老乡。那老乡是村里最穷的，娃娃又多，我的30斤粮食大家一起吃，几顿就完了，然后就和他们天天吃那种很粗的面粉做的饼子。不过那家老妈妈对我很好，他们那里酥油少，猪养的多，她每天上山劳动前，都要在我的饼子上面放一块煮熟了的肥猪肉，还总说，拉萨来的姑娘可怜啊。那时候，我22岁。
后来处长来检查工作，看见我总是呕吐，问我是不是怀孕了？我居然都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六个多月了，还以为不习惯“四同户”的食物老是吃了就吐。当时的规定是如果怀孕，须八个月才能请假回拉萨，但处长帮忙，给我向上面写了一个证明，说我怀孕八个月了。这样我就办了手续，返回拉萨了。可没想到拉萨已经大变了。那时是1966年的5月，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我们在乡下那么久，一点儿也不知道拉萨会发生那么大的变化。
次角林寺的佛殿，文革中的批斗会场。（唯色拍摄）
次角林寺如今残留的文革痕迹在墙上。（唯色拍摄）
从扎木回到学校也就是过去的次角林寺，我的第一个感受是惊讶，也有点害怕。怎么短短几个月就变成了这样子？跟我们去“三教”前完全不一样了。到处都是大字报，学生根本不上课，天天敲锣打鼓地去拉萨开会。老师全都靠边站，校长和书记挨批斗。我们的校长叫瞿雄言（音译），书记叫王林庆（音译），是上海公安局的副局长，援藏到拉萨后是公安厅副厅长兼公安学校的党委书记。这以前，一说到王书记，真的是不得了的了不得，平时来回都坐小卧车，所有人对他都很尊敬。可现在，学校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写满了“走资派王林庆你要老实交代”，“瞿雄言是正在走的走资派”，再也没有人称呼他们“王书记”、“瞿校长”了，都是被直呼其名的，气汹汹的，我听到了心都在跳。
批斗他们的地方是在过去一个很大的经堂里面。当然还有比他们职务更高的人也在挨斗。当时我们三天两头要去公安厅开会，公安厅的厅长叫智泽民（音译），副厅长叫高立业（音译）。为什么我到现在都记得他们的名字，就是因为每次大会上都要高喊：“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智泽民带进来”，“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高立业带进来”，接着这两人就被几个人架着飞跑进来。他俩以前都很胖，现在瘦下来了，脸上的皮都挂下来了，被这么拖着进场的时候，脸上的肉都在抖，然后就是又揭发又打骂，哎呀，斗得不得了，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简直吓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