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辉瑞公司生产的抗病毒口服药物Paxlovid。
中国农村地区在中国新年期间，发生了严重的药物短缺，这是由于中共低效率的官僚主义、与制药公司的价格纠纷，以及对医疗资源的滥用。
中国四川省54岁的退休人员吴女士对《金融时报》说，当她92岁的母亲在本月染上COVID-19时，一直难以获得抗病毒药物的治疗。
吴女士说：“当我意识到我母亲得了COVID时，她已两天没吃没喝了。”
然而，当地医院和诊所已没有药物，她只好委托上海的亲戚邮寄抗病毒药物，但当药物寄达时，吴女士的妈妈已检测为阴性。
吴女士说，过程中她母亲发生了脑出血，在肺部扫描中仍有阴影。对于这些来之不易的抗病毒药物，由于医疗指南建议患者应在感染后五天内服用，所以她们没有使用。
“我们想用抗病毒药物”，吴女士说，“但不敢尝试。”
四川一家县级医院的医生告诉《金融时报》，医院无法获得中共病毒新冠药物来治疗不断涌入的病人。直到上周，医疗人员只依靠发烧药来照顾COVID患者。
这就像上个月北京面临的情况，当时，在中共仓促放弃清零之后，医院的床位、氧气和药品都用罄了。
上周，四川的医院终于收到四箱Paxlovid和“阿兹夫定片”（Azvudine，一种中国国产的抗病毒药物）。但医生说，监管障碍使得他们难以将药物用于救治病人。由于数量稀少，医院每张处方都必须向当地政府申请批准。
在偏远地区，快筛测试的短缺，加上无法获得肺部成像设备，阻碍了早期诊断，使病毒加速传播。
2022年2月，中共批准了Paxlovid使用许可，使其成为第一个进入大陆市场的外国新冠药物。但中共国家医疗保障局1月8日宣布，不会将Paxlovid纳入医保，原因是辉瑞“报价过高”。
辉瑞公司表示，它将在中国建立一个工厂，与当地合作伙伴一起生产Paxlovid，但这家美国制药巨头暗示，它不太可能降低该药物的价格，并排除了为中国市场提供仿制药许可的可能性。
本月，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布拉（Albert Bourla）在旧金山的一场会议上说：“他们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我不认为他们应支付比萨尔瓦多更低的价格。”
过去几年里，中共当局坚持清零政策，却未能建立有意义的退出措施，为不可避免的COVID染疫潮做准备，这已严重破坏了中共当局的信誉。
“他们有三年的时间来准备”，一位上海的医疗业人士对《金融时报》说，“他们没有合适的疫苗，也没有足够的药品供应来应对病例激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