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农场的第一年，我病了。那年我未满十八岁。
我是从飞驶的拖拉机车斗里跳下来把腰子摔伤的。鲜血从伤口流出混在我的小便里。
我求助医生，医生很平静的问讯、检查、开处方。给了二三天病假和一点止血消炎药就打发我回去。他们见得多了，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的家人在三千公里外的上海，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的病需要立刻卧床休息至少一个月，并适当补充营养。但是没人告诉我，也不给我提供这个条件，没人同情关心我。我也不懂病三分治七分养的道理，稀里糊涂。
稍好一点我去干活，未长好的伤口又有鲜血流出。我还得求医。
多次去总场医院病未看好，心不死还想治，那么就转院吧。我一提出他们就爽快地给我开了转院单，转到西双版纳洲医院。就如同我当时摔伤他们也无所谓一样，你想去就去吧。
州医院在景洪县城，比起农场医院来州医院医疗设备好，医生水平高。我满怀希望想这次一定要把病查明治好。
从农场到景洪县城汽车过去需半天时间。没有公交班车，因此怎么去自己想办法。
先办好外出证明，（否则旅馆是不接待的，那么连住的地方都没有）然后从队里大概走一个多小时路到东风商店处，这儿是农场的一个小小的中心，只有在这里才有可能搭上便车。
现在的人乘公交车一小段路没个座位都嫌累，奇怪的是当时我拖着病体在烈日下走一个多小时什么想法都没有，因为想也是白想，只有自己走，没有其他任何选择。
我看到一辆大卡车，车厢空的，车头朝着县城方向停在那里，我不敢同驾驶员商量，我怕他回绝，现实社会已经把我的生命挤压得卑微而渺小。当时的农场，交通闭塞，物质匮乏，驾驶员是半个皇上。知青算什么，知青是三等公民，还不如现在城里的民工。我偷偷地爬上车厢，蹲在里面。一会，驾驶员发动汽车，往景洪方向开去。
车子颠簸，车斗摇晃，我站起来，扶住车斗壁暗自高兴，心想今天真顺利，亚热带的骄阳照在我的身上，滚滚的灰尘在我后面翻滚。突然，车子停了下来，原来驾驶员从反光镜里看到怎么车斗里多出一个人来，驾驶员跳下车对住我狠很的说：“下去！下去！”他的神情如同在赶一个要饭的叫花子。
我苦苦地同驾驶员商量，一副可怜相。我说我是去看病的，带我去吧，驾驶员大概看我还是一个孩子，又是去看病的，忽发恻隐之心：“买票，一块五”。我如获大恩，慌忙致谢、付钱，我花钱买来了驾驶员的恩赐，驾驶员旁有一个空位置我连想都不敢想。四个多小时在烈日下站在车斗里一路晃荡晃荡地开到县城。
到景洪后，在十字路口那二层楼的旅馆里，我从小窗口递上证明，旅馆开票的一看证明瞄我一眼就知道我是知青，把我安排在一层沿街的房间里。
找到一个小饭馆吃了一碗米粉，天已渐暗，回到旅馆我感到很累，洗完脸脚，就躺在床上休息了。床单被子又脏又有气味。白天太阳照射的余热还未散尽，窗外马路上依旧是闹哄哄的，街灯通过窗子照在我的床上，也没有窗帘布可以遮挡光线。又过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外面才渐渐平静下来，气候也变得凉爽一点，我也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突然一阵“乓乓乓”的拍门声把我惊醒，人声喧哗，吵吵嚷嚷。一问，才知道是查房的。那年代，人们的脑袋里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半夜查房也是理直气壮的。自由处处受到管制的人们也习惯和认可了这一做法。一个卑微的群体是不值得尊重的。于是一间一间地重复着这样的声音，遇到没有证明的，一顿乱吵。大约又过了二十多分钟，“乓乓”的声音敲在我的房间门上，二个带着袖章的治安队员拿着手电筒，捞开我的蚊帐照在我的脸上：“证明！”，我赶紧翻出证明，他们看了后，一声不响，又去查我旁边另一个人。没有任何一句表示歉意的话，一切好象都是应该的，例行公事。我休息的权利就这样被理所当然地践踏着。
整个一条通道二边的房间查完后，吵闹声才渐渐停息，我不知道已经几点了，太累了，迷迷糊糊地睡到天亮。
第二天一早我去找旅馆开票的：“给我换一间房吧，我是来看病的，我那儿太吵了我受不了。”
开票的中年男子看了看我的证明，迟疑了一下说：“只许你一个人睡，不许带人来”。我赶忙说：“是，是”。于是他把我换到楼上的一间，一样的价钱，不同的待遇。当晚，一夜无事，被子床单也干净很多，我总算睡了一个安稳觉。
脸色黑黄灰头土脑的我七转八弯地找到县医院，满怀期待地向医生交代我的病情。医生大夫身穿白大褂，胸前挂着一个听诊器，同我的匆忙和疲惫相比，医生当时给我的感觉很休闲，面目安逸而平和。他无声地听着、写着：“验个小便吧”。接下来一套老程序，上楼下楼、跑进跑出、付钱化验。也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接下去开点药片打发我回去了。
我满怀的希望也只能是这么一个结果，因为我的病最需要的其实是休息和营养，但医生也不跟我说，他只知道看病开药，他是开不出长休和营养的。我还有什么指望呢，想法回去吧。
旅馆门前是一个十字路口，聚集了不少的知青，都是等着要回去的。没有班车大家也习惯来这里找车。不久来了一辆大卡车，大家一看车牌，说是二团的，于是纷纷往车斗里爬，我也夹在其中。果然不久驾驶员来卖票，待大家买完票后，卡车晃荡晃荡一路颠簸往回去的路上开去。
炙热的阳光照射在车顶的帆布上，车斗里闷热难当，人们挤在一起，汗味混合着汽油味，灰尘还不时地翻滚进来。几个小时后卡车开到我们队的叉路口时，我大声叫道：“师傅，停一下车，到了，师傅，师傅，停一下车。”驾驶员根本不理我：你他妈算老几，哇哇乱叫，我给你停车，老子知道该停在什么地方。看来我是不识相了，我卑微的生命里竟然还存有个人的要求，是该打击一下。司机把车一直开到一分场场部处才停了下来，我也只能拖着疲惫的身体，灰尘满面地再倒着走回去。
回到连队，刚好是收工时间，看着知青们扛着锄头从山上一溜往下走，凌乱的头发，疲惫的神态。我不敢面对，进了一次城，觉得自己就象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好象是他们养活了我。在他们的眼里，我是舒服的，不用干活到景洪去玩了一圈，可以吃到带有一点肉味的米干；看到了新鲜的外部世界。我明显地觉得自己游离于这个团体之外。干活的人总是那么理直气壮。开饭时我还不能跑在前面，不干活只能象小媳妇一样缩在一边。
于是我在想：明天要上班了，我又没有病假条……
不上班我又能怎么样呢。我感到身心疲惫，感到压力和无奈。我多么想回家呀，回上海的家里，回到亲人的身边，休息一下，喘一口气。但我走不了，没有假期，没有通行证，解放军战士拿着枪日夜警惕地守卫在澜沧江的大桥上，守候在我们回家路的关口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