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拖拉机上摔下来后，面对严重的化验结果农场医院根本就没当回事，随便开了点药就把我打发了。我既没好好休息，又没营养补充，没人关心没人管，自己傻呼呼的什么也不懂，还得上山干活。受伤的身体被反复折腾，渐渐地人就像被掏空一样虚弱。好容易熬到探亲，原先那个“茁壮成长”十分健康的我变得黑黄瘦弱逃生一样回到了上海。
在亲人的关照下，我在家里休养了整整一年身体才慢慢恢复元气。
还得回去，回到云南农场。不管我那受伤的机体能否适应艰苦的劳作和低劣的伙食我都得回去，没有办法，没有其它出路。我一个大男人不能就这样靠家里养着，他们生活也困难。
农场规定探亲假45天，我严重超假。
超假会给什么处理我根本不考虑，已经在十八层地狱难道还怕被打到十九层去？我担心的是路费报销，这么长时间超假如果没个合理说法农场肯定不给报销，那可是一百多块钱啊！家里养我一年已经不容易，回去的路费还是同别人借的，他们等着我报销的钱还债呢。
我不是赖在上海不走，我是因病没办法只能在上海家里疗养。但谁来证明呢？无凭无据谁又信呢？
我需要个证明，要个说法。有了证明农场是否认可它我不知道，但没有证明肯定不行。
我曾经试图叫上海医院开病假单，医院明确说外地人不开。再说，我身体的内伤一旦表面愈合，检查的指标立刻正常，当时的医疗条件从外面什么也看不出，不像骨折拍个片子能看到，医院凭什么给我开病假？就是开个三天、五天对我又有什么用？
我想到了“乡办”，它是我这个漂泊知青同上海市政府唯一对口联系的窗口。
“乡办”是习惯叫法，全称我想应该是“上海市闸北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区乡办，上面还有市乡办）。这其实是我现在的推想，因为在我记忆里没有它的印象，我甚至怀疑这个吵吵嚷嚷的是非之地当时就没正式挂过牌。
闸北区“乡办”之前我去过多次，但都不是为自己办事，可能是闲着无聊随便逛逛，也许是陪别人去记不得了。它就在老北站附近石库门建筑的居民住宅区内，记得从弄堂口进去一拐就到了。进门有一个很大的空间，估计是利用房屋天井及弄堂空地临时搭建的。在空间的靠墙处放着一长排条凳，许多心事重重愁面苦脸的知青长辈就坐在上面等候接待，他们更像是一群候诊的病人。而忙碌走进走出大声说话的则多为知青，“乡办”因他们的存在显得热热闹闹且吵吵嚷嚷。
“乡办”能否开证明我心里没底，但它是我这个外出游子在家乡唯一可以依靠的政府机构，我只能找它。我想它应该能够理解知青的难处，帮助我们解决实际困难。
满怀期望独自前往，接待我的是位不到40岁的男子，既不儒雅也不粗犷，他让我想起当年进驻我们中学的工宣队员。
他例行公事，不热情也不冷漠。
我嚅嚅喏喏，低下地向他述说我的实情并请求开一张证明，不记得他如何回答，反正证明不开。
我感到无助又毫无办法，尽管近乎哀求，但人家自有人家的道理，不开我怎么办？我想吵闹也找不出理由，只能灰溜溜回去。
忧闷！想想不对，这怎么行，还得找它。
第二次去竟又被他一套“太极拳”打了回来，按照现在的说法是“捣了一通糨糊”。奶奶的！我算明白了，他们的存在根本就不是真心帮助知青解决实际问题，他们只是市政府设立的一道堤坝来阻挡由于上山下乡所引发的不满以及各种问题汇集成潮流的冲击。在上山下乡根本问题不能解决得前提下，他们的工作只是能化解就化解；能平息就平息，能糊弄就糊弄。
我就是一只被糊弄的皮球。
越想越火，这事能怪我？家里花了十多年心血把我养大后身体好好地交给你国家，只一年多就折腾成这样，病了没人管探亲回上海自己将它调养好，如今还得回去继续建设边疆。现在也只是求你们政府开个实际情况证明难道也不行？
既然无路可走还不如就此一博，老实人急了也要发戆头脾气，我想好了，准备“上伊腔了”（同他干了）。
第三次依旧是他，一套油滑的官话刚开头，我立刻直视他的眼睛一脸严肃地用手指指着他说：“是不是我不认得你，你就不解决我的问题？！”
他竟然一怔，神情紧张默默地看着我一声不响。而后对我说稍等一会，起身走到里面房间。
我想他可能为熟识的知青做过什么，也许是开过什么后门有心虚的事；也许他怕我这个漂泊的知青是个亡命之徒：一个一无所有被赶到农村去的年青人，一旦混不下去破罐子破摔，手拍胸脯“要命有一条”，你能对他怎样呢？坐在他这个位置上肯定听说许多知青打架斗殴、偷鸡摸狗、强买强抢、乘车混票等等事情。他上有老下有小，他只是混口饭吃不想有什么事，他吃不准我是那路神仙。
一会他回来对我说到里面房间有人接待我。
在他指引下我走了进去。
一个空荡荡大房间的角落里放着一张写字台，一个和蔼的中年知识分子干部模样的人坐在桌子后面的椅子上。听我简单叙说后也没回话顺手拿出乡办专用信笺纸在上面写着什么，而后敲上图章装进印有乡办字样的信封交给我。
完了，就这么简单！
我长期超假终于有了一张证明，而且是政府一级的相关机构给我因病滞留上海原因的证明。
我宝贝一样小心地把它放进衣兜里，回家路上总觉得没放好担心滑落丢失而多次拿出确认它的存在。
一路颠簸回到农场，报销依旧没有结果。
那晚我们几个上海知青在晃动的油灯前闲聊，因我刚回农场自然说起家乡事情也谈到自己，知青朋友张金龙对我的处境和家庭状况大为同情并动了恻隐之心：“我去找场长帮你说说”。
张金龙是场部业余篮球队队员，竟然与上级领导有这么层友好关系让我甚感意外，同时也让我感动。
第二天晚上，他从箱子里拿出从上海千里迢迢带来没舍得吃的两卷卷面和我那张宝贵的证明潜入场长家竟顺利地将我事情讲妥。
隔天我去场部财务室报销。
出纳是位上海女知青，她坐在房间一角靠窗写字台前一声不响给我结账，40多岁壮实的湖南籍场长在房间空处来回走动嘴里骂骂咧咧，我则远远地非常老实地站在财务室另一角一声不响像一个等待施舍的乞丐，场长的不满神态让我自己似乎也觉得这钱拿得不那么理直气壮。
只有三个人的财务室空气显得紧张而冷漠。
“有些人要钱不要脸，……”场长的湖南话明显地指向我。
从小到大，我还从没被别人这样说过。我感到一阵屈辱！血往上涌：“我怎么就不要脸了？你报就报，不报就算。妈的，老子不要了！”努力压着，话终于没有说出口。场长继续连说带骂，只觉得一桶桶污水劈头盖脸向我泼来，我依旧卑微地站在房间一角，脸色有点难看，心跳在加速。我看着女知青在数钱，一笔“巨款”马上就要到手，我需要它，家里还等着它还债呢。
我确实要钱不要脸了。
我是什么？在上海我近乎“盲流”，回农场我是一个最底层的农工，一个被圈养的苦力，一个失去人生选择自由的狗屁知青。他是谁？是场长，一场之长，一个农民出身文革后被提拔上来的壮汉场长。我丝毫没有同他抗衡的力量，我选择屈辱地忍受。
我不明白，既然有“乡办”证明，又通过私人说情，场长为什么把那么多难听的话砸向我呢？
也许正因为有了私下的说情，于是他在同意报销后又尽力想避开这层关系，于是在办公室里大声说话把我臭骂一下以公开表明同我没有任何私人关系，完全是秉直办公，决不给任何人留下什么把柄。
也许他觉得我这样的人确实是“要钱不要脸”：不卖力干活，探亲又长时间不归，回来后还要场里掏钱。他鄙视这样的人，当然不能让我就这么舒舒服服、这么便宜地把钱拿走。
更因为我在他权力管辖之下，骂了又能怎样？
场长一甩手走了，不满发泄了，戏也演完了。
办公室里的空气依旧凝固的让我窒息。我上前签字拿钱，不知道报了多少，也不去核实一下我手里的票子是否有差错，抓过来往包里一塞扭头就走。
2012-07-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