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防止奸吏借机敲诈勒索，包拯下令大开正门，百姓皆可亲至堂下，面呈诉状，直陈冤屈，一时府吏肃然。（羊妹／大纪元制图）
北宋《开封府题名记》碑上刻着一百八十三位开封知府的姓名。其中一个名字已不可辨识，据说这是因为历代来到碑前观瞻的人们都因为缅怀与敬仰，不禁会用手指摩挲指点其名，天长日久，碑字竟被磨去，且沉沉凹陷下去，这个名字就是包拯。
这历史中的每一个角色都有他来世的一个目的或意义。譬如大宋仁宗朝的包拯，人们称他为包青天，因为他不仅是一位清官，更俨然是为清官之典范与象征。
虽然，包拯之前也有过寇准那样弹劾官吏不避权贵的人物，包拯同时，也有范仲淹这样敢言直谏哪怕冲撞皇帝得罪宰相的大臣，但的确只有包拯才真正做了一回青天大老爷。这不仅是因为他下断民讼，上弹权贵，更因为他的德行具足了一个执法者的一切必要之条件。
看看历史上的人物，会发现忠直之臣往往首先是个孝子。包拯也不例外。他在史书上留下的第一笔就很突兀，29岁的包拯中了进士，却因为父母的缘故，辞官不就家居十年。后来父母过世，直到39岁时包拯才又出仕，做了天长知县。他在53岁时弹劾当时的翰林学士李淑，认为李淑对他80岁的老母亲“不尽侍养之责，妄驰仕进”，可见在包拯看来，孝是衡量德行的一个标准，而德行远比才学重要得多。
自然，清官者首先是廉洁的。关于包拯清廉的佳话有许多。北宋端州之地产端砚，为皇家之贡砚，但是当地州官却要征收十倍数量的端砚，以备打点送礼之用。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知端州，一革陋习，严格按贡砚所需的数额征收，离任时，包拯没有收过一方端砚。对于“廉”，包拯的态度恰如其在呈递仁宗皇帝《乞不用赃吏》中所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对于贪官污吏，他主张永不录用，使“廉吏知所劝，贪夫知所惧”。
此外，作为一个断案如神的清官，必然要有洞察入微的机智。包拯知天长县时，曾有农人告状，说他家耕牛的舌头被歹徒割掉。由于割牛舌无利可图，包拯断定歹徒的动机是出于报复，于是不动声色令农人回家杀牛卖肉。宋时，杀牛卖肉事属违法。果然，不久割牛舌的歹徒前来上告农人杀牛。包拯破了案子，歹徒惊服。不过这还只是小的机智，而包拯的智慧不仅擅断人事，亦能仰察天意。庆历三年（1043年）包拯迁监察御史。当年上清宫失火。包拯为此上《请不修上清宫》折，引《汉书》之言劝谏仁宗说“人火、天火同为灾异；皆以朝廷政令参验得失而劝戒焉”，他认为这场大火是天意垂诫，故而要“励精治道，谨修人事，以答天变”，而不是重兴土木，耗费民力，背道而驰。
除了德行、廉洁、智慧以外，对于一个执法者来说，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品质就是仁，或曰忠恕之道。历史上有很多法家的代表人物，多数是比较严峻，严峻过了头就成了苛酷。而中华文化中有一种东西叫做中庸，有了中庸就不会走入极端。王法自然有王法的威严，但执法者还要心怀忠恕之道，才能是一个不致偏激的中庸的执法者，否则，王法很可能变成严刑峻法，虽有利于惩恶，却无功于劝善。而包拯就能够做得恰到好处，无怪乎元人脱脱为包拯做传时，说他“不尚苛刻，推本忠厚，非孔子所谓刚者乎”。
然而说起包拯的心怀忠恕，至少“看”起来并不太像。史书中描绘的包拯如同黑面判官，又说人皆以包拯笑比之黄河清，可见包拯一笑之难。如此一副石心铁面，不近人情，如何能心怀忠恕呢。其实包拯的不近人情，正是因为无私。一但无私了，人就会觉得他不近人情。
在成为一个清官的诸多品格中，无私是最难做到的。包拯早年未出仕时，就拒绝与权贵之家交往，以免日后为官时有所拖累。待到为官以后，他与故人亲党皆断绝往来，平日居家时，衣服、器用、饮食一如布衣。包拯的丛舅犯法，包拯依法责罚，此后亲旧屏息收敛，无人敢借着是包拯的亲戚而胡作非为。这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大义灭亲的典范。而他对家人唯一的要求就是一部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者，非吾子孙！”
所以在与亲旧朋党的人际关系上，包拯与寇准不同，能做到无所求于人；与范仲淹亦不同，能做到无所施于人。换言之，包拯心中所系的只有国家之法度，普世之规则，天下之大公。所以在二十五年的宦途生涯中，包拯是彻彻底底的心无所累，凭着一身正气，如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而在他的刀笔下，弹劾过监守自盗的得宠宦官阎士良，弹劾过贵为皇亲国戚的张尧佐，弹劾过当朝宰相宋庠。影响最大的一次则是七次上疏弹劾当朝宠臣王逵，在最后一次上疏中，他直谏仁宗说：“今乃不恤人言，固用酷吏，于一王逵则幸矣，如一路不幸何！”其言激切刚直，朝野震动。有人说包拯遇上了一个好脾气的皇帝，其实仁宗成就了包拯的清名，包拯何尝不成就了仁宗的仁名呢。正因为包拯执法守正不避权贵，在元明时代的小说中，包拯化身为神通广大的日断阳夜断阴的下凡星宿。在后世百姓的信仰中，更化身为五文昌帝君之一，第五殿阎罗王，于冥冥中执掌着维护人间正义的权柄。
晚年的包拯权知开封府。按旧制，凡有来告状者，不得直接进入堂下，要将诉状转由府吏呈递。为防止奸吏借机敲诈勒索，包拯下令大开正门，百姓皆可亲至堂下，面呈诉状，直陈冤屈，一时府吏肃然。彼时东京城内有惠民河沟通淮水。巨室公卿多有在惠民河两岸修筑园榭，往往侵占河道，久之惠民河堵塞不通，涨水为患，严重时，坏官私庐舍数万，包拯查知原因后，不避东京城内的豪门巨室，毅然下令，将侵占河道的水榭楼台通通拆毁。在两岸民众的观瞻下，惠民河的汤汤之水向淮水奔去，河上曾经的画栋雕梁泥沙俱下地被洪流淘尽，那一派势不可阻的气势似乎在昭示着世间：滔滔天下惟公道，转眼淘尽泥沙。
2016-04-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