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吃喝风的危害，轻则浪费公帑，重则腐化整个官场风气，所以历代王朝都想刹住官员挥霍无度的公款吃喝习气，如明王朝的《监纪九款》规定：“风宪凡饮食供帐，只宜从俭，不得逾分。御史出巡地方，不得纵容官吏出城迎送，亦不得盛张筵宴，邀请亲朋。”当然公款吃喝风能不能刹得住另说，明代海瑞便有“阿谀作俑，流弊至今，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知府之身亦当驿丞之半”的感叹，意思是说，县长成天迎来送往、陪吃陪喝，像个招待所所长，市长也好不了多少，像半个招待所所长。
就制度建设来说，宋朝对公款吃喝的管理是历代中最为完善、合理的。首先，宋朝的财政会拨给地方官一笔“公用钱”，即用于公务接待的特别费，换言之，宋朝承认公务接待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但是，公款招待必须按照法定的规格、标准。这方面宋朝订立了非常周密的规章制度，凡官员出差公干、下基层考察，均由政府发给“券食”，凭券供给饮食，“依条计日支给人吏券食”（《庆元条法事类》卷七）。“券食”的费用到年终由各州的常平主管官统一结算，上报户部审计，如果发现“有过数取予及违戾者，并重置典宪”，即超标、违规的公费接待，以重典处置。
不过，有完备的制度是一回事，制度能否得到执行则是另一回事。应该说，在宋朝的政治清明时期，官员如果大搞公款吃喝，一旦被台谏官发觉，立即就会受到弹劾，罪轻者降职丢官，罪重者领受刑责。如知静江府的张孝祥曾因为“专事游宴”，被台谏弹劾而罢官，知嘉州的陆游也因“燕饮颓放”而受到撤职处分。发生在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的进奏院聚宴案，也导致著名的大才子苏舜钦被削职为民。
宋朝的进奏院有点类似现在的“驻京办”，负责将朝廷的文书印成报纸，转发给地方政府。苏舜钦当时正好经副宰相范仲淹提拔，以“集贤校理官”的身份“提举进奏院”，即主持进奏院的工作。另一位宰相杜衍也很赏识苏舜钦的才干，干脆将女儿嫁给他。大家都相信小苏毫无疑问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人”。
宋朝京师有一个惯例，“每年春秋赛神，各以本司余物贸易以具酒食，至其时吏史列坐，合乐终日”——每到春秋两季的赛神节，京城各单位都会将积下来的多余物资卖掉，换成酒食钱，大伙痛快吃喝一场。大概朝廷对这个惯例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你不能太过火，不要吃相太难看。
庆历四年的秋季赛神会，苏舜钦便依照惯例将进奏院的旧报纸卖了换钱，然后召集了一帮同僚与文友，到酒楼吃喝玩乐。因为预计卖报纸所得的公款不足消费，大家又凑份子补足，苏舜钦自己掏了十贯钱助席，其他“预会之客，亦醵金有差”，换成现在的话，即AA制。酒酣之际，还叫了几名优伶、官妓陪饮助兴。不能不说，苏舜钦这次宴会，是搞得挺排场的，难免要授人以柄。
也活该苏舜钦倒霉。恰好有个叫李定的官员知道进奏院大办宴席，也想参加。但苏舜钦很瞧不起这个人，不但拒绝了，还将他讽刺了一番。李定衔恨在心，便托人探听苏舜钦聚饮的详情，再添油加醋描述出来，到处散布，“遂腾谤于都下”。消息很快就传到御史中丞王拱辰的耳朵里——王拱辰在历史上的名气并不大，不过他有个曾外孙女，大家一定知道，那就是大名鼎鼎的李清照。这里我们更应该注意王拱辰另外一个身份，他是御史中丞，相当于议长，有监察、纠绳百官的权力；又是前宰相吕夷简的同情者，庆历四年朝廷正在推行由范仲淹主持的新政，而吕夷简则是新政的反对者，朝中隐然分成两个派系，明着暗着角力。现在新政阵营中的苏舜钦闹出“预妓乐宴会”的丑闻，正好给反对派王拱辰抓到了把柄。王拱辰便联合其他御史，以苏舜钦滥用公款、召妓宴乐为由，对苏舜钦等人提出弹劾案，指控苏舜钦已经构成“监主自盗”罪。
按宋朝的法律，官员如果在公务性接待之外“预妓乐宴会”，要处以“杖八十”乃至“徒二年”的刑责。宋代保留着官妓之制，但只可以在公宴上“以官妓歌舞佐酒，然不得私侍枕席”。官员私召官妓也是犯法的，宋人龚明之《中吴纪闻》说：“乐天（白居易）为郡时，尝携容满、张志等十妓，夜游西湖虎丘寺，尝赋纪游诗。为见当时郡政多暇，而吏议甚宽，使在今日（宋代），必以罪闻矣！”宋朝有不少官员就因为与官妓游宴、杂坐而被贬黜。“监主自盗”更是重罪，最高刑罚可以是死刑。不过宋朝很少以极刑对待士大夫，最后苏舜钦被“削籍为民”，一个大有前途的政治新秀从此结束了政治生命；参与进奏院聚饮的其他人，也“皆斥逐”。
对这个严厉的处罚结果，苏舜钦自然是愤愤不平的，他在致朋友欧阳修的书信上大发牢骚：进奏院卖旧报纸换钱聚饮，历年都这么做，况且这也京城各个单位的惯例，为什么要处理我？就算对我以“私贷官物”论罪，也不过是杖九十，“其法甚轻”。现在以重罪削了我官籍，“舜钦虽不足惜，为国计者岂不惜法乎”？欧阳修也为苏舜钦鸣不平：“嗟我子美（苏舜钦字子美），以一酒食之过，至废为民，而流落以死。”不过我们平心而论，苏舜钦也谈不上受冤枉，至少其公款吃喝、召妓作乐的责任是推脱不了的。
苏舜钦还在信中提起另一起“公款吃喝案”，大概想反衬自己遭遇的人情凉薄吧：“近者葛宗古、滕宗谅、张亢，所用官钱钜万，复有入己。范公横身当之，皆得末减，非范公私此三人，于朝廷大体，所补多矣。”这里说的是滕宗谅滥用“公用钱”的事情。
滕宗谅，即滕子京，著名的岳阳楼就是他重新修建的，他的好朋友范仲淹还给他写了一篇《岳阳楼记》，千古传诵。滕子京为人豪爽、好客，他知泾州时，“费公钱16万贯”，除了用于宴乐，还“犒赉诸部属羌，又间以馈遗游士故人”。“公钱”即我们前面说到的“公用钱”，是财政拨给地方官自由支配的特别费，“用尽续给，不限年月”，但长官也不能乱花这笔钱，需用于公务接待，用时也需要副职副署，且计入公账。
滕子京并没有以公用钱中饱私囊。平心说，滕子京也不是贪官，《宋史·滕宗谅传》称他“尚气，倜傥自任，好施与，及卒，无余财”。但他涉嫌“挪用公款”应该是没有疑问的。所以，毫不意外地被御史弹劾了，罪名之一便是“盗用公用钱”。时为庆历三年（1043年），“苏舜钦案”的前一年。宋仁宗派人调查，滕子京“恐连逮者众，因焚其籍以灭姓名”，竟然将冒领“公用费”的账簿烧掉了。看来确实够讲哥们义气。
如何处置这案子，朝中出现两种意见。宰相杜衍主张严查，“欲深罪滕宗谅”；范仲淹则“力救之”，说：“如宗谅显有欺隐入己及乖违大过，臣甘与宗谅同行贬黜。”大概是范仲淹的辩护起了作用吧，滕氏“止降一官，知虢州”。不过，御史中丞王拱辰（又是他）认为这个处理太轻了，“论奏不已”，甚至以辞官相挟：如果不严加处罚，我就辞职不干了。最后，滕子京“复徙岳州”，即贬到荆楚南蛮之处。岳阳楼正是滕子京在岳州任上重修的，无独有偶，苏舜钦被罢官后，也在苏州修建了一座沧浪亭，并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沧浪亭记》。
苏舜钦在致友人书信中提起这件旧事，可能是觉得自己与滕子京同病相怜，也可能是借此埋怨范仲淹与杜衍没有对他施之援手。他对欧阳修说，“二相（范仲淹、杜衍）恐栗畏缩，自保其位，心知非是，不肯开言。”言语中似乎有些怨气。
如果在官官相护的政治生态中，苏舜钦这点屁事完全不至于丢官，甚至连被调查的风险也不会有，要知道苏舜钦并非没有后台，而是后台很硬。但宋朝的政治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大体上能保持着制衡性与竞争性，首先是政府—台谏的二权分立，台谏完全独立于政府，台谏官有点像现代议会政治中的议员。宋人说，“本朝谏臣之盛，古未有也。”这不是吹牛，至少在仁宗朝，台谏“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在咄咄逼人的台谏官之前，身为宰相的范仲淹与杜衍也不敢庇护苏舜钦。范仲淹虽保护过滕子京，但御史中丞王拱辰不依不饶，逼着皇帝将滕子京贬到南荒之地。
另一个创造了政治制衡的机制，是表现为“异论相搅”的派系竞争。庆历四年的“进奏院狱”具有不必讳言的党争背景，据《东轩笔录》记载，王拱辰在扳倒苏舜钦等人之后，曾向前宰相吕夷简表功：“聊为相公一网打尽！”我们现在知道宋朝的党争导致了很多恶果，不过也应承认，那是党争恶化的衍生品，良性的党争则可以创造一种政治压力，让执政团队保持警醒，以免被反对派抓住把柄。苏舜钦若非公款吃喝，也不至于受到弹劾。进而言之，若非有“异论相搅”的政治竞争，大概也没有人敢打当朝宰相女婿这只“老虎”。
治理公款吃喝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但需要建立严密的规章制度，而且必须有一套使制度启动起来的机制。宋朝并未能根治公款挥霍之风，因为一套制度运行起来，免不了要打一个折扣。不过比之明清笔记所记录的触目惊心的官场吃喝风气（可参见《道咸宦海见闻录》、《官场现形记》等），宋朝的政治生态毕竟要健康得多。
（选自吴钩著《重新发现宋朝》，九州出版社，201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