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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旭晖:“新香港”政府留下来的人该怎样与极权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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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汪精卫政权是“软抵抗”,还是“积极配合日军”?差之毫厘,可以谬之千里。不少文献记载,汪精卫本人确是不断尝试和日本据理力争:归还租界,取消治外法权,保境安民,甚至在占领区内的教育制度恢复古学。这些动作,就像《港区国安法》前不少香港政务官,虽然没有一兵一卒,却是根据有限的制度,尽力抗衡一套侵入式的异文化。

2022年10月1日,香港纪律部队在香港会议中心外面紫荆花广场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

究竟“新香港”留下来的人,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和极权交往?究竟妥协到哪个程度是以大局为重、怎样才算出卖同路人?大概没有人比一位历史人物更有资格分享独到心得,因为没有人比他承担更多骂名。这人就是汪精卫

就像电影情节那样,当汪精卫的亲生孙女何重嘉女士,在我家中详谈这话题,那种与历史对话的震撼,久久不能平复。。

汪精卫的后人几乎都是、或曾经是香港人,和香港渊源很深,一家也都是以广东话为母语,某种程度上,也许有一定接近思考模式,也说不定。认识汪精卫的孙女,因为在朋友介绍下,她曾邀请我在2020年与陶杰主讲一个讲座,去推介“汪精卫纪念策展馆”推出的一大套新书。后来因为运动和疫情,一切都要取消,但就从此有了联络。每次我有文字或访问提到汪精卫,她都会特别注意,

例如访问近九十岁高龄的李龙镳先生,谈及他小时候在沦陷区的生活,何女士就很有共鸣。

何女士在香港出生,中学就读名校圣心,然后到美国生活,依然视自己为香港人。她的母亲汪文惺女士是汪精卫的长女,父亲何孟恒出生革命世家,和汪文惺青梅竹马长大,曾当过汪精卫夫人陈璧君的秘书,一生非常崇拜汪精卫,战后也被监禁了两年,获释后举家来到香港。何孟恒后来在香港大学生物系工作,退休后全职搜集汪精卫一切手稿、文件,以“还原历史真相”为人生志向。这股信念,令他退休后继续工作了40年,享高寿100岁才离世。

在家族后人心目中,汪精卫的形象是完美的:民国著名才子、美男,文采飞扬,文武双全,既有勇气暗杀大清摄政王、又能提笔成为孙中山文胆,精通日法等外语,待人温文有礼,家教严格,随时随地都有一大批教育程度甚高的粉丝追随。国共两党官史说他卖国求荣的污秽、种种权谋计算,他家人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相反一直觉得他太忧国忧民、太天真太傻,才会自己跳火圈,导致身败名裂。

汪家后人这样看汪精卫,并非因为这位父亲/祖父保护了家人多少,或觉得对外承受骂名,就是为了家人安好。恰恰相反,他们认为汪精卫太“先国后家”,甚至有点暗示父亲对他们没有特别照顾、也没有安排特别后路,在家人的私利层面,有这样的先人并无好处。但正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看见的汪精卫,和外间形象的判若两人,才有了发声的原动力。

何女士在这样的家庭气氛中长大,虽然汪精卫病逝日本时她还未出世,却从小到大深信不疑自己一家人是蒙冤的,觉得有责任对外公、外婆的历史定位做一点事。其实,也并非汪家所有后人都这样想,或这样做:他们当中不少人都不希望再提历史,因为直接受过歧视、创伤,唯独何孟恒、汪文惺这一支锲而不舍,近年新书更是一本本的出版,没有足够的毅力,不可能坚持下去。

汪精卫身为“汉奸”、“卖国贼”的历史定位,不单是国共两党官方历史都不可能撼动的终极定性,就算是一般人的日常对话,都经常以“汪精卫”借代“内奸”、“叛徒”、“二五仔”使用。但汪精卫的亲信、后人到了今天依然相信,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其实是有“大功”与国家、特别是国民,而且是明知道很可能连累整个家族,都依然要行那条路,那才是真正的“无私”。

何女士在对谈中,不断强调汪精卫政权保全了沦陷区人民的元气,是耶非耶,很难一刀切评价,却难免令我想到一批人的名字,例如“新香港”在《港区国安法》下,选择留下来的公务员,又或是“完善议会”“议员”。他们究竟是“厚颜侍敌”,还是“保全了新香港的元气”?

于是,我想起了认识多年的政务官(AO),A小姐。

A小姐外貌甜美,成绩骄人,曾驻外驻内,被视为明日之星。曾经有段时间,我们颇多交往,觉得她通情达理,不失为很讲道理的朋友。

《港区国安法》后,却见她步步高升,而某日读到一篇非常夸张、超越中联办范文样版程度的表忠文,据说出自她的手笔。

已经多年没有联络,但相信假如在平行时空,有机会互问近况,而没有旁人、没有人录音,她必然这样说:“让我做总好过给其他人做吧,起码我们还有分寸,倘若让中国大陆派来的人乱来,只会崩坏得更快,那样一般人岂不更难过?”

然而,政务官始终是政务官,英式用语毕竟残留两三分。而在大陆各省市,反而没有官员同步对“国际大事”写表忠文,偶尔也敢提相反意见。至于在“新香港”官场,据称反而一言堂。

究竟汪精卫政权是“软抵抗”,还是“积极配合日军”?差之毫厘,可以谬之千里。

不少文献记载,汪精卫本人确是不断尝试和日本据理力争:归还租界,取消治外法权,保境安民,甚至在占领区内的教育制度恢复古学。这些动作,就像《港区国安法》前不少香港政务官,虽然没有一兵一卒,却是根据有限的制度,尽力抗衡一套侵入式的异文化。

而汪政权少数握有实质兵权的将军,即所谓“伪军”领袖,对日军很多都是阳奉阴违,同时半公开的与重庆国民政府建立关系,令治下地方变成缓冲区。其中一位庞炳勋本来是抗日名将,后来被包围勉强降日,却保持了自身实力,成为重庆联络员,日本战败后全师回到国军,国共内战后全身而退到台湾,开办餐馆安享晚年。

但与此同时,汪政权自然也有酷吏,成为日军马前卒,不但“依法”严厉执行日军命令,还会“做多左”。典型例子是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掌管“七十六号”,成为与戴笠齐名的恐怖大师,汪精卫对他也无可奈何。

究竟在“新香港”,“留下来的人”是纯粹躺平、按章工作“揾两餐”?尽力在可控范围内软抵抗、尽量保住元气?还是主动奉迎配合,甚至像李士群那样积极成为帮凶,比主子更无底线?单看外型,旁人并不容易分辨,只能祈求各凭良心,但愿还有很多第二类有心人默默耕耘。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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