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17日，在北京的一条街道上，一个宣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广告牌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如果美国不支持，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
现在回想起来，这是我们美国曾经做出的最糟糕决定之一。
明确地说，美国支持中共加入世贸组织和其它国际组织，是基于中共对市场化改革和遵守国际组织规则的承诺，即使明知其崛起是以牺牲西方民主、安全和一般常识为代价的。我们经常对中共政权缺乏透明度、互惠性和环境标准，侵犯人权和使用奴工，以及无数次违反先前协议和国际法的行为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坦率地说，我们认为并希望共产主义中国将成为一个市场驱动的国家，并最终成为一个更加民主的国家。
中共精心策划了完备的经济战争理论，加入世贸是把这个理论付诸实践的一部分。由于我们的天真，我们允许他们访问我们最珍贵的研究机构，交出了无价的知识产权。我们还通过在中国建立最先进的工厂，将我们一些最有价值产品和技术的复杂工艺提供给了中共。然后，通过制造业外包，让我们在关键部件和加工材料方面依赖中共，这使它能够以大规模生产的优势为武器洗劫美国中西部工业地区的中小型公司。
这使中共能够通过强制技术转让、盗窃、欺骗、战略补贴、人才挖角、网络黑客、恐吓和金融诱惑来购买我们国家的一些最有价值的资产。
最重要的是，我们允许中共进入我们的低成本资本市场，而不必遵守标准的会计惯例，这意味着不能对它进行审计。这使中共能够为其监视国内民众和军事发展提供资金。现在，经过我们的许可，中共的云计算和应用程序公司正在自由传送我们消费者的大量数据，这使他们能够跟踪美国和世界上其它国家客户的购买习惯。
我的个人观点
对中共技术经济战的看法可以追溯到我在美国中西部的成长经历。我的德裔美国人父亲向我灌输了诚实和努力工作的价值观。
我童年时在父亲的五人机械加工车间焊接的经历使我热爱制造业，他解释说像他这样的小公司是美国经济引擎的核心和灵魂，就像德国的中小企业一样。他告诉我，我们两个国家的制造业实力的关键是公平竞争，这推动了生产力并提高了生活水平。他的目标是让我比他生活得更好，让我的孩子比我生活得更好。
多年来，看着中共以大规模生产为武器摧毁美国的中小规模制造基地，我感到很痛苦。我亲眼目睹了它对成千上万的美国中小型企业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比如我父亲的机械厂。起初我并不理解，但现在我认识到，这是北京经济魔兽战略的结果，即利用国家补贴、货币操纵、不受管制的高污染能源和强迫劳动来夺取竞争优势。
在我担任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的十年间，我看到了中共强制技术转让的过程。我了解到，在中国建厂意味着不仅要交出蓝图，还要交出美国公司的工程技术。
2005年5月28日，在中国上海，上海通用汽车公司浦东金桥南厂，工人们在别克凯越（BuickExcelles）的生产线上工作
在硅谷工作了30年后，我看到了北京不间断的网络黑客攻击和恫吓。我曾被中共官员和国家支持的中国公司招揽，做“友好”的合资企业。我看到中共政府的资金大量收购拥有宝贵技术的陷入困境的公司，并隐蔽地投资于最先进的初创企业。当阿里巴巴窃取艾瑞柏（Ariba）的知识产权时，我感受到的痛苦如同我公司王冠上的宝石被中共偷走一样。
这时我听到了我父亲的声音：“基思，我相信自由市场，但当有人进入市场，不按规则行事时，市场就不再自由了。这是一个傻瓜的市场。”
戴上我的CEO眼镜
作为上市公司的前CEO，我是这样看的。如果我与你竞争，我可以窃取你的知识产权、使用奴工、进行贿赂、补贴我自己的公司、永远不必透明、利用不受监管的廉价燃煤电厂、不必与我的国内市场对等，但同时又迫使你转让你的技术。我可以购买你的公司，但你不能购买我的；我可以雇用你国家的银行家和律师，但你不能雇用我的；我可以获得你的数据，但你不能获得我的数据；我可以在你的国家做我的宣传，但我不让真相进入我的国家；你的账目必须被审计，但我的不行，我不需要遵守法律，或者我就是法律——那么我每次都会打败你。
这就是中共40年来一直对自由世界所做的事情，以使自己获得战略优势，而且没有丝毫证据表明习近平会很快放慢脚步。全球化假定每个人都在公平竞争，并且规范国际贸易的良性经济力量消除了采取保护措施的必要性。但这个理由有一个重大缺陷：它没有考虑到像中共这样不守规矩的破坏者。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全球化所依赖的公平竞争环境已经不复存在，而这正是中共加入世贸组织时承诺要遵守的规则。
美国CEO开始摘下玫瑰色的眼镜
许多美国首席执行官现在开始摘下他们的玫瑰色眼镜，以共产主义中国真实的样子、而不是我们所希望的样子来对待它。中共一直试图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被误解的、但是善意的全球伙伴，现在这种努力已经失败。与中共做生意的公司已经受够了寄生的合资企业、公然的知识产权盗窃、全球范围内的霸凌行为，以及被强制要求提交的专门信息，这些信息已被中共用来建立商业优势。
在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入侵乌克兰之后，三百多家美国最知名的公司急速削减了他们在俄罗斯的业务。不需要很专业的国际事务知识，就能理解支撑中俄伙伴关系的共同点。两国政府都以无法无天的行为、口是心非、恃强凌弱、国内压迫、胁迫性经济手段和严重侵犯人权而闻名。与之对照的是，构成中共监控国家支柱的科技巨头，如华为、阿里巴巴、腾讯和小米，仍然乐此不疲地在俄罗斯做生意。
随着习近平最近对私营企业的打压，以及攻击台湾的现实性（中共拒绝排除这种可能性），美国企业董事会越来越明白，与中共做生意，在中国做生意，或者为中共做生意，都代表着巨大的风险。董事会对股东负有减轻此类风险的信托责任。这就是为什么许多美国最受尊敬的董事会成员要求他们的CEO制定一个中国应急计划。他们意识到，缓解中国风险的计划不是演习。
首席执行官们知道他们不能在这个问题上措手不及，因为其影响将比刚刚在俄罗斯的经历大10—20倍。他们明白，当那一刻到来时，如果他们没有准备好，就太晚了。当可怕的事情变成不可避免的时候，就不再需要害怕了。首席执行官们必须制定一个计划并执行。
作者简介：
基思‧克拉赫（Keith Krach），《大纪元时报》撰稿人，前副国务卿，目前是克拉赫科技外交研究所（Krach Institute for Tech Diplomacy）主席。他曾担任DocuSign公司和艾瑞柏（Ariba）公司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以及普渡大学董事会主席。克拉赫被提名为2022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
原文：China an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 Misbegotten Alliance刊登于英文《大纪元时报》。
本文所表达的是作者的观点，不一定反映《大纪元时报》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