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曾说：他（胡适）是学者，也是好人。但一生所遭受的恶毒批评和攻诈，几乎比任何人都多，但是这些谩骂叫嚣丝毫不影响或改变胡适对发展科学以及革新需要的信念。
在20世纪民国一众学人中，胡适先生与其他学人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他的思想多元和容忍不同异见。强调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即使到了晚年，胡适在威权的台湾依然坚持容忍是自由的基础和前提。
胡适的容忍与宽容，处处维护鲁迅和周作人周氏兄弟
胡适与鲁迅，一个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和白话文的英雄，一个是白话文推出的英雄，由一起战斗到公开决裂或者一方单独决裂，成为民国文坛上一段影响深远的公案。鲁迅对胡适进行了一系列的隐晦或者明面的骂战，文字间已有批评嫌恶之意，洋洋洒洒好不痛快。除了嘲骂胡适，爱屋及乌，还有胡适阵营中的梁实秋、徐志摩、林语堂、陈源等。鲁迅骂徐志摩为“流氓”，骂梁实秋为“落水狗”。但胡适对鲁迅没有作出文字上的辩解。
对于鲁迅与陈源的骂战，胡适曾作出调停，呼吁消除误解。1925年5月24日，胡适从天津裕中饭店分别致信鲁迅、周作人和陈源：“我深深地感觉你们的笔战里双方都含有一点不容忍的态度，所以不知不觉地影响了不少的少年朋友，暗示他们朝着冷酷、不容忍的方向走！这是最可惋惜的。”“敬爱的朋友们，让我们都学学大海。‘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得一家人。’他们的石子和秽水，尚且可以容忍；何况‘我们’自家人的一点子误解，一点子小猜嫌呢”，“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可见胡适的厚道与坦诚。
这封信后，鲁迅此后再没和胡适来往。周作人则于1929年8月末主动与胡适和好。于是胡适在《致周作人》信说：“生平对于君家昆弟（鲁迅），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离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可见胡适对鲁迅的态度。而周作人则与胡适把友谊保持到最后。
中日战争爆发后，胡适南下，周作人凭借日本的背景，出任伪职，胡适写信劝周作人“老僧不要入世”，但周作人还是沦为汉奸。战争结束，周作人受到审判，胡适冒着极大压力却给法庭写信说周作人保护北大校产，变相为周作人减刑。
1962年胡适在台湾去世，周作人不顾当时的政治气候，写了一篇回忆胡适的文章，堪称佳作，这也是大陆唯一一篇在胡适去世后回忆他的文章。
1936年，鲁迅去世，苏雪林批评鲁迅尖酸刻薄的“刀笔吏”，胡适却维护鲁迅和他的作品，胡适在给苏雪林的信中：“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之作。”
胡适对周家兄弟是真心喜欢，他一生可能说的最多的赞扬的话就是对周氏兄弟。即使胡适回到台湾，在那种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下，胡适依然说鲁迅是我们的人。他对鲁迅依然维护和爱护。也可见胡适人品的“自然、淳厚、冷静、幽默”。
不顾意识形态差异，提名郭沫若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28年，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蔡元培先生授命组建中央研究院，并担任第一任中研院院长，他坚持学术自由，独立自由，也给中研院的各所所长留下了一个各所保持自由的传统，就是院长对各所所长只能劝说，不能用行政命令。
中央研究院是民国最高学术机构，后来中央研究院人文水平高于世界，数理则与世界持平。在49后的许多科学家都是出自中央研究院，比如郭沫若、竺可桢……
1947年，国民政府决定，将正式在中国建立院士制度，并由中央研究院主持选举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于3月15日应邀赴南京，参加中研院评议谈话会，具体商讨中研院院士选举法草案。中研院选举秉承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以学术成就为准绳，不考虑意识形态因素，不接受政治干预，开始在人文组、生物组和数理组做提名院士人选。
在人文组提名中，胡适、傅斯年和梅贻琦提名了郭沫若，就是因为郭沫若在考古和甲骨文上的成就，没有考虑郭的意识形态。但是当时的教育部长朱家骅却以郭沫若的叛国，不予支持，但胡适先生坚持提名郭沫若，至于郭沫若是什么样的人，一向是世事洞明的胡适是看的极为清楚的，这点从胡适与傅斯年的书信中可以窥见：“倘若是‘小孩子’当国，你我将无立锥之地，”。尚不知情的郭沫若，被选举为第一届院士。院士竺可桢认为，这次选举对不同政治倾向的人能兼容并蓄。在人文组，具有决定权的是胡适和傅斯年，这两位师生，与他们关系近的没有提名，比如潘光旦，即使是一流学者的蒋廷黻、吴景超，胡傅以在政府部门做官为由也没提名。
1949年，蒋介石渡海赴台，三位支持郭沫若提名的自由知识分子分别去往台湾和美国。
此时，换了人间。
曾是旧人的郭沫若成为新人，1952年，郭沫若第一个将刀子狠狠扎向被誉为学术界“孔子”的胡适，这个他曾于1923年拥抱亲吻、曾提名自己院士的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