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笼罩的北京天安门。
中共以1949年10月1日中共建政之日划线。之前，被称为“解放前”；之后，被称为“解放后”。
在中共所谓“解放前”的中华民国时代，虽战火连绵，却大师辈出，无论自然科学领域，还是社会科学领域，都出现过许多大师级的学者。
周有光先生活了111岁（1906～2017）。他早年留学日本，当过经济学教授。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派往美国纽约、英国伦敦工作。1949年中共建政后，参与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被称为“中国汉语拼音之父”。
周有光108岁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经历过清末、北洋时期、民国、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五个历史时期里，文化上看，最好的是民国时期。国家有民气，民众有文化，学界有国际一流学术成果，社会有言论自由，教师能教出好人才。现在说大师，都是那时候出来的。你可以一个一个查查，都是。这是事实，清楚得很，不用辩论。”
但是，在中共所谓“解放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代，虽长期处于和平环境，却没能产生出一位大师级的科学家。
不仅如此，选择留在中国大陆的民国时代的大师们，无一例外，全都遭到过中共的迫害。许多人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限于篇幅，这里只举三例：
一，陈寅恪
陈寅恪是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被誉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教授之教授”。
陈寅恪出生名门，早年游学海外近30年，足迹所至有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先后就读于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士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等著名学府，掌握了蒙、藏、满、日、梵、英、法、德和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等十几种语言，尤以梵文和巴利文见长。
他学贯东西，博古通今，受聘担任清华大学教授时，却无文凭，无著作，无名望。
他曾是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力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当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大、英国牛津大学、香港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教授。
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赞叹道：“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但是，十年文革开始，陈寅恪被定性为“反动学术权威”。他的家被大字报覆盖，远望如白色棺材；他珍藏的大量书籍、诗文稿，被造反派洗劫一空；他当时已双目失明多年，且患有心脏病。造反派竟然把高音喇叭架到他的床前，终日播放噪音，搅得他日夜不得安宁。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其中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
同年10月7日早晨5点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在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他的妻子唐筼也撒手人寰。
陈寅恪临终前曾留下一首诗：“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二，叶企孙
叶企孙是中国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物理科学的一代宗师，被誉为清华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潘光旦、陈寅恪、梅贻琦）。
他也出身名门，13岁成为清华学校第一批学生。在清华，叶企孙有这样一句座右铭：“惜光阴，习勤劳，节嗜欲，慎交友，戒烟酒。”
他曾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取道欧洲回国。
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的创始人，先后任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并被推选为决定学校大政的７位评议员（教授会议的最高议事机构）之一，是清华大学的领导核心人物之一，并几度以校务委员会主席和代校长名义主持校务。
清华大学从1925年起自留美预备班转变为大学之后，不到十年时间，就成为全国第一流大学，这样的进展速度在我国教育史上是罕见的。叶企孙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培养了许多专门人才，包括中国科学院的50多个院士。中共“两弹一星”元勋中的13位，如王淦昌、赵九章、钱学森等，与他有直接或间接的师生关系。他的学生还包括后来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
文革爆发后，叶企孙却因“莫须有”的罪名，遭到红卫兵的反复揪斗、关押、抄家，他的工资被停发，并被送到“黑帮劳改队”。无休止的批判与折磨，使他的精神受到强烈刺激，一度精神错乱。
1968年6月28日，他被中央军委办事组，当成国民党CC系特务逮捕，在北京卫戍区监狱关押17个月。1969年11月，他被移交给北大。出来后，他一身是病，上身骨瘦如柴，下身两腿粗肿僵直，小便失禁，经常尿湿裤子和床，只好日夜坐在藤椅上，脚下垫个小凳子。
他被移交给北大时，毛泽东派他的亲信迟群、谢敬宜接管北大。他们为了表示革命，不愿收留他。于是，一段时间，他经常破衣烂衫，像乞丐一样，在中关村街头流浪。后来有人实在看不下去，就把他安排在北京一间教室里，继续隔离审查和批斗。
1971年他被发配到十三陵水库劳动，一年后被送回。1972年5月，北大宣布：他的CC特务问题查无实据，却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之后，他虽恢复教职，但仍没有真正获得自由。直到1975年才被解除隔离。1977年1月13日，含冤去世。
三，杨兆龙
杨兆龙是中华民国时代最著名的法学家之一。
1948年，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在全世界范围内评选50位杰出法学家，中国有两位，杨兆龙是其中之一。
杨兆龙毕业于燕京大学和东吴大学，24岁当教授，美国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德国柏林大学的法学博士后；世界上的两大法律体系——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他都精通；他通晓英、法、德、意、俄等8国外语，是《联合国宪章》的中文翻译者。
1936年回国后，杨兆龙先后在上海法政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东吴大学、西北联大、朝阳法学院、复旦大学等校任教授。曾当选为中国比较法学会会长、刑法学会会长、国际刑法学会副会长等职。
1949年中共建政前，他有五个选择：第一，去台湾，国民党已派人给他们夫妇送来两张赴台湾的机票；第二，去美国，他已收到美国哈佛大学的邀请信；第三，去加拿大，他已收到加拿大某大学终身教授的聘书；第四，去荷兰，他已收到荷兰海牙国际法学院当选杰出的比较法学家专家的证书和出席会议的邀请书；第五，留在中国大陆。
他听信中共宣传，选择留在中国大陆。
中共军队进上海后，杨兆龙一度担任东吴大学法学院院长。1952年，中共按苏联模式搞院系调整，东吴大学法学院被撤销，杨兆龙赋闲在家一年。1953年，被分配到上海复旦大学，但不是教法学，而是教俄文。
1955年，在中共发动的肃反运动中，杨兆龙因为可以选择去台湾却没有去，被当成“特务嫌疑”遭批判；1957年，在中共发动的反右运动中，因响应中共号召讲真话，被打成“极右派”。1963年9月23日，他和他的儿子，被上海市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投敌”的罪名抓捕；之后，他被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儿子被判刑10年。他的妻子在文革中因不堪忍受红卫兵侮辱上吊自杀。
1980年1月，上海市高级法院说，1963年对杨兆龙判刑是错的；复旦大学说，1957年将杨兆龙划成右派是错的。
杨兆龙被平反了，他一生最宝贵的时光和学问全被葬送了。
这些民国时代的大师为何遭此厄运？
从这些大师本身来说，虽然他们学有专长，知识渊博，在各自的学术领域很有造诣，但是，他们对中共的来龙去脉、本质特征、花言巧语等，仍缺乏辨别能力，被中共夺取政权时展示出来的假象、幻象、表象所迷惑，都上了中共的当，受了中共的骗。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前，不断给海内外中国知识精英画建设“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大饼，使他们对中共心生好感与向往。
1945年9月27日，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问时说：
“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1946年《新华日报》发表文章称：
“人民的自由出版是近代文明的道路……它需要文明的批判和自由研究——健全的文明都容许文明的批评，它没有什么经不起文明的批评之理——而文明批判与自由研究就需要不仅在一个民族内而且在诸民族间自由的精神交通，人民的自由出版就是这样一个民族文明创造的交通机关。”
这些爱国的民国大师们以为，中共会兑现承诺。结果却是，误信中共，错误抉择，一失足成千古恨。
从中共方面来说，1949年中共建政后逐步露出了它的真面目——作为马列子孙，它根本不爱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中华文化，根本不认同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普世价值，中国人民死多少，它根本不在乎，它最在乎的只有一样，即权力，为争权夺利，发动了一场接一场血腥残暴的政治运动。
中国科学院共有学部委员（相当于院士）233人。1949年前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共有院士81人，留在大陆和从海外归来的有59人，其中46人被续选为中科院院士。
中科院233名学部委员，加上未入选中科院院士的原中央研究院院士14人，共计247人。这247人是中共当政后中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顶尖人才。
但是，在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这247名顶尖人才全都遭到过中共的迫害。文革爆发后的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文革期间，中国科学院被迫害致死者达229名。
结语
中华民国时代有一个诗人徐志摩，1925年3月，去欧洲游历时，专程取道苏联，对许多人赞美的苏联共产党的统治进行考察。他接触了苏联各阶层人士，专门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他透过眼花缭乱的表象，竟看到了苏共的本质。他在《欧游漫录》中这样描述苏共：
“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是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苏共将它的统治建立在无数人的鲜血和白骨上，中共也是这样。
靠杀人夺权，靠杀人立威，靠杀人补充能量，靠杀人制造恐惧，靠杀人维持极权统治，这便是中共“吞噬”民国大师们的根本原因。
责任编辑：高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