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琴资料照。（pixabay）
一位耄耋之年的羸弱老太太蹒跚走上台，满头银发的她站在舞台上，双脚跟优雅地并拢，非常专业地给观众鞠了躬，便在钢琴前坐定，背略佝偻。观众们等待着。她倒不急，停歇了10秒之后，才把手轻轻放在琴键上，那是干枯的手指。然而她的指尖一落到黑白琴键上，瞬间流淌出的音乐，让整场安静下来。
老太太演奏的这段钢琴曲《梁祝》的视频不久前在社交媒体爆红，一夜之间，这个曾祖母级的钢琴演奏家成了网路红人。然而，有谁知道他们所听到的是劫后幸存的琴声呢？
她已经在中国舞台上足足消失了50年，半生默默无闻。然而在上世纪50、60年代，“巫漪丽”这个名字在中国的音乐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对现在的许多学钢琴的音乐人来说，钢琴带给他们的是可以预测的荣誉和掌声。然而对于中国第一代钢琴家巫漪丽来说，钢琴带给她一生的是从来意想不到的辉煌和磨难。在共产党统治的阴影下，为了双手能弹钢琴，她把她的双脚，她的家，都付之进去了。她的琴声在半个世纪的喧嚣后听来，掩不住的格外苍凉。
年少成名
巫漪丽1930年出生于上海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祖父是兴中会登记在册的会员。外祖父李云书，在江浙一带是赫赫有名的巨商大贾，曾担任上海商务总会会长，在辛亥革命期间曾资助过孙中山先生。巫漪丽的父亲巫振英，早年留学美国，是著名建筑师。母亲李慧英也接受过西式教育。
巫漪丽自幼习琴，对钢琴和古典音乐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学琴一年，她便夺得上海儿童音乐比赛钢琴组第一名。8岁的巫漪丽“稀里糊涂”赢得了大奖杯。那个银奖杯很大，她抱不动，舅舅就把她抱在领奖椅子上，一起举起了奖杯。当年的上海《申报》也报导了这件事。
获奖后，上海一些有名望的钢琴老师主动到她家，希望免费教她。她舅舅把她带到意大利籍著名音乐家梅百器（Maestro Mario Paci）面前。梅百器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上海工部局乐队创办人，他既是著名的指挥家，又是音乐教育家，20世纪初曾在德国获得李斯特钢琴比赛首奖，也是李斯特的再传弟子。
梅百器在听完巫漪丽弹奏后，当场就答应收下她。他没有儿童学生，不到10岁的巫漪丽是他第一个小弟子。
10年后，巫漪丽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与上海交响乐团首次合作演奏《贝多芬第一钢琴协奏曲》，全场轰动。巫漪丽一举成名，成为上海滩乐坛上一颗耀眼的新星，“最年轻的女钢琴演奏家”。那一年是1949年，巫漪丽19岁。
琴瑟和鸣
1954年，她离开上海交响乐团，调往北京中央乐团。一年后担任中央乐团第一任钢琴独奏家。钢琴，不仅给巫漪丽带来了无限荣耀，也让她结识了一生的挚爱、中央乐团第一任小提琴首席杨秉荪。
小提琴演奏家杨秉荪自幼是个孤儿，比她大一岁，湖北武汉人，极有音乐才华。
巫漪丽和杨秉荪的婚姻，当时人人称羡。夫妻组合的黄金搭挡，合作相当默契。两人琴瑟相调，鸾凤和鸣，一起合作过多首曲目，他俩同另外三人还合作演奏过舒伯特的A大调钢琴五重奏《鳟鱼》。
1962年，32岁的巫漪丽获评国家一级钢琴演奏家。在命运的最高音上，她听到欢涌的琴音到了潮尖。然而黑暗刚硬的低音已经敲响，一步步放大，吞噬了这最华美的乐章。1966年，音乐嘎然而止了。
共产党的政治迫害
在这之前，巫漪丽和杨秉荪每天都是要练琴的，他们从未想到自己当宝贝的西洋乐器会被无产阶级打翻在地，再踏上它们的大脚。然而，红卫兵和造反派已经明令宣布：不准他们再拉琴、弹琴了。
他们偷偷地练琴，杨秉荪把指法和运弓分开来练习，不让他的琴发出声音。巫漪丽也在无声地练习弹钢琴。琴是无声的，音乐在他们心中。
当时中央乐团还是样板团，在文革中，“样板团”可是个响亮的名字，因为它们是文革“旗手”江青亲自抓的典型，是江青进行文艺革命的“试验田”。何蜀在《从一个“样板团”看一段大历史》一文中说，“在各地众多文艺团体都因执行了十七年‘文艺黑线’而遭到批判、清算甚至下放、撤销、解散等打击的时候，只有‘样板团’得天独厚，被列入军队编制，人员都穿上了当时最时髦的军装，吃的是营养得到保证的‘样板伙食’，到各地演出都被当地‘红色政权’待若上宾……”
身处政治暴风眼的“样板团”既是对外的橱窗，又是对内的箭靶。虽然是全国唯一的样板乐团，而乐师们的荣与辱、生与死却常常只是一线之差，一夕之间。
他俩经历了“清理阶级队伍”和清查“五一六”运动，逼近的现实，异常冷酷，令人惊骇。小小一个中央乐团即有四人不堪诬陷迫害和酷刑逼供而自杀：曾任中央文革文艺组成员的陆公达跳楼自杀，原中央乐团党委成员、乐队队长陈子信触电加喝杀虫药自杀，曾任全国文艺界造反组织负责人的巴松管演奏员门春富用书包带上吊自杀，乐团成员、低音大提琴毕业学员依宏明以铁丝上吊自杀。
杨秉荪没能逃出去。这位曾留学匈牙利的首席小提琴手被打入“反革命小集团”，判刑十年，成为了阶下囚。这回，他被迫和心爱的小提琴，一刀两断。
监狱可不管他是个首席小提琴手，把他分到干重体力活的施工队。杨秉荪天天用拉小提琴的手搬水泥墩子，浇筑水泥块。因劳累，他患上腰间盘突出，苦不堪言。即便在狱中，杨秉荪还是忍不住在心里想像着琴的样子，偷偷练习。
镇压精英的翻云覆雨
丈夫突然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头目判刑十年，对妻子巫漪丽来说犹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成为反革命家属的她，很难接受这样的事实。她彻底吓坏了。专制的低音咄咄逼人，狰狞可怕，令人窒息。她什么也顾不得了。辗转反侧之后，她做出了一个改变她一生的决定，这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她找到军宣队开介绍信，再找法院申请离婚。这段婚姻结束得太仓促，他们还没来得及要孩子。
狱中的杨秉荪接到离婚通知书，二话没说，就签了字。两个彼此相爱的人，自此各奔东西。扬秉孙继续坐牢，巫漪丽保住了她中央乐团独奏演员的地位。然而她的“样板”人生并没有好转。她被赶到小阁楼，有人贴她的大字报，她的邻居直接把番茄酱丢在她的门板上。
半夜两点，她被突然喊醒，蒙着眼睛押走。被造反派殴打时，她哀求：“别打我的手，打我的脚吧！”从那以后，她的脚便留下了病根，到如今，脉管炎已经非常严重。巫漪丽和她的一些同事被送往北京郊区的干校，继续遭受迫害。在很多个护田看水的夜晚，她仰望星空，过去的日子又重新来过，心里瞬间满溢的音符，仓皇皇不知奔向何处。
那边的杨秉荪却又成了红人。彼时他在河北二监狱服刑。监狱的费狱长打算开展文娱活动，开个新年联欢会。杨秉荪为了表演节目，写信给前妻巫漪丽，请她把自己的小提琴寄过来。因为两人虽然分开了，可杨秉荪人在监狱，东西没法分。所有的东西，还放在他们当年的家里，包括杨秉荪那把珍爱的小提琴。
美籍华人作家张郎郎当时因组织地下文学沙龙“太阳纵队”蒙冤入狱，和杨秉荪关在一起，他后来记录下当年杨秉荪火爆河北二监狱的情形。
“当队长听说当年为买这把小提琴老杨花了多少钱，当时都傻了，狱部决定派专人到北京去取这把珍贵的小提琴。”
“二监狱的几位队长到底是公安战线的老将，几经周折，总算把这把珍贵小提琴全须全尾的带回了石家庄，交给了老杨。也许你不知道，这把琴对老杨意味什么。当费狱长随随便便地把这把小提琴递给杨秉荪的时候，老杨当时的双手发颤，那脸上的表情无法描述。仿佛他捧过来不是一把提琴，而是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
1975年的新年，在六千多名男女重刑犯在场的新年联欢会上，在层层密布的电网中间，反革命分子杨秉荪平静地站在那里，他的一曲小提琴独奏轰动了整个河北二监狱，连四面炮楼里站岗的士兵和机枪手们都在听。
“‘杨秉荪就在二监狱服刑！’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石家庄，甚至传遍河北省。在第二年的新年晚会时，来了许多‘贵宾’。他们都是为了听老杨的琴声而屈尊参加我们犯人的晚会的，其中，有河北省驻军文工团的演员、有支左军队的首长和省革委会主管公安或文化的官员以及他们的家属。”
此后，杨秉荪每个星期都有机会坐着队长的吉普车，出监一两次。那是要他去给某个领导的孩子上小提琴课。
他和他的小提琴的戏剧性重逢，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覆水难收
1977年，杨秉荪被释放出狱后重回中央乐团。他有了新的家庭，有了孩子。1991年，他和全家定居美国休士顿。
80年代，年过半百的巫漪丽，独自一人离开中国，赴美深造。此后，她常常一个人乘坐飞机行走世界。1993年，她定居新加坡，租一个单间，和房东一家人同住一个屋檐下，以教琴为生。除了教学，巫漪丽每天仍旧坚持练琴2、3小时。她痛惜的说：“我感觉到我已经失掉了很多练琴的机会，所以我就不敢疏忽。”
年少成名，半生漂泊的她在78岁时，出版了首张个人专辑。2013年，83岁的她出版了第二张个人专辑，其中收录了当年她和杨秉荪等五人的钢琴五重奏——舒伯特的A大调钢琴五重奏《鳟鱼》。她特意托朋友从新加坡给身在美国的前夫杨秉荪带去。
音乐还在悠然流转，然而当年天造地设的那对才子佳人的故事早已流散，湮没在党媒宣传的轻薄言笑中了。
2017年5月，巫漪丽荣获世界杰出华人艺术家大奖。也是在这个月，杨秉荪在美国休斯顿病逝，享年88岁。他的妻子和女儿随侍在侧。
而她，在2019年4月20日晚间出席新加坡维多利亚音乐厅的一场音乐会，下半场时，突然开始冒冷汗，走向厕所的途中晕倒，送往医院后抢救无效，于当晚10时逝世，享寿89岁。
在巫漪丽的生平介绍中，有意无意，那最不可思议的20年（文革前后），是一笔略过，几乎是空白的。对于年事已高的她，再多的荣誉，再多的赞美，也不应，也不能涂抹这20年的惊醒。琴声不能再被强权利用，成为给它们脸上贴金的金粉。
20年，岂是笔尖能轻易滑过的？任凭抽去，但琴声带不走。那是她的20年，都在那里，她生命的分分秒秒都在那里，那是她最顶端上的跌落，是生命最美满时的残缺。20年的乐章残段，是一步一步的求生挣扎，是生生的分离和决绝。泪水里有血，只是不与人说罢了。
深沉的回声，充满刚性的敲击，她生命的重音在那里。无力遗忘。
那被强权夺去的琴声，最终会回来，化成不息的声声追问和永不忘记的见证。
